提到中医，我们爱恨有加。作为国粹的一个重要部分，近几十年在西药强劲攻势下节节败退。这既有西药的优势和中药的劣势在起作用，也与我们对它的态度乃至政策导向（特别是实际执行措施）相关。

　　比如，历史上就有四次关于废除中药的思潮：

　　第一次中西医之争出现在1912年,也就是近代史著名的“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当时,梁启超和鲁迅等都站在了质疑中医的阵容中。“五四运动”后期,“骂中医”也成了西化知识分子的“饭后运动”；其中,最有名的是鲁迅那句话:“中医不过是有意无意的骗子。”

　　有意思的是,梁启超在1926年被西医误诊而错摘肾脏,成为中医反击西医的有利“武器”。徐志摩为此在《我们病了怎么办》的文章中调侃西医所谓的“科学精神”原来是“拿病人当标本看”。鲁迅则立即发表言辞尖锐的《马上日记》反击徐志摩等人:“自从西医割掉了梁启超的一个腰子以后,责难之声就风起云涌了,连对于腰子不很有研究的文学家也都‘仗义执言’。同时,‘中医了不得论’也就应运而生；腰子有病,何不服黄蓍欤?”

　　1929年,余云岫、褚民谊等人又以中医无法证实自己的科学性而提出《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议案,欲废止中医,引起全国第二次大范围的中西医之争。最终,国民政府迫于“全国中医药联盟”200多名代表请愿的压力,撤销一切禁锢中医法令。中医界也将3月17日定为“中国国医节”。

　　建国初期,民国时期废止中医派的代表人物余云岫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中,提出“改造旧医实施步骤”的草案,再次希望将中医“堕其首都也,塞其本源也”。不过,党中央及时发现“团结中西医”政策被错误执行,立即纠正了各级领导和医务工作者对中医的偏见。

　　在“文革”期间,中医被当成“四旧”,再一次遭到严重打击,“文革”后才重新获得发展空间。1982年颁布的《宪法》第二十一条,还特别注明“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给予中医和西医同等的地位。

　　然而，尽管惨淡经营，中医并没有被人们彻底抛弃。在“自生自灭”的环境里，依然为我们的健康默默的展示着它久经考验的魅力。

　　这次医改会不会中药的契机呢？老龄化浪潮的到来会不会让中药的优势发挥出来呢？答案只有在未来揭晓，但情况显然在好转。基于此，我开始正式将中药纳入组合范围。

　　同仁堂就是其中一位。

　　当很多中药公司“西化时”，当很多医药企业以营销和广告拉动时，当很多人对中医院不屑一顾时，它依然坚守着自己的本色--近乎顽固！ 你能想象偌大同仁堂营销人员只有200人吗？你能看到它的广告吗？你能想象它先款后货的做法吗？。。。

　　不过，这些情况的背后，有些东西似乎在悄然变化：

　　你是否感受到它的中医院布局在提速？你能否觉察它的加盟店在增加？。。。

　　很显然，同仁堂在以自己的方式渐变着。这种变化是那样的细微，又是那样的低调，以至于你我很难觉察得到。

　　----同仁堂，未来路上，我与你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