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或许应当获诺贝尔和平奖”

　　“所谓博弈论，简而言之就是研究当不同的人为了不同的目的怎样互相影响的理论和方法……你们知道，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都会为了追逐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变化自己的对抗策略……”2005 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后，奥曼以这种最浅显的方式向大众解释“博弈论”。

　　当时，瑞典皇家科学院给奥曼的评价是，“通过博弈论分析改进了我们对冲突和合作的理解。”为了迎合这个评价，奥曼决定将自己在瑞典的获奖演讲主题设定为“战争与和平”。“战争和其他冲突是当今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最残酷挑战，基于皇家科学院的颁奖理由，我认为将我的这个演讲献给‘战争与和平’这个人类社会面临的永恒挑战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奥曼当年的这个演讲以及他作为以色列人的身份，使得他后来被外界看作是一个试图以“博弈论”解决和平问题的专家。“或许，他更适合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吧。”《经济学人》杂志当年这样评论道。

　　“或许我更适合诺贝尔和平奖吧。”

　　接受记者采访时，奥曼半开玩笑地说道。作为交换，他认为2006 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小额贷款之父”尤努斯应该拿经济学奖，“要知道，拿诺贝尔和平奖的人一般都是因为他们始终坚守某些崇高的理想；而拿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人则都是因为他们创立了某些先进的机制。我认为，尤努斯的贡献是他发明了一套先进的小额贷款机制，从这个角度来讲，他更适合拿诺贝尔经济学奖。”

　　作为一名家喻户晓的学者，奥曼的政治立场向来备受争议。在以色列国内，他是著名右翼组织“为了一个更强大的以色列的教授联盟”（Professors fora Strong Israel）最出名的成员之一。就在奥曼获奖的消息公布后，大约有1000多名来自以色列、美国以及欧洲国家的知识分子发起联名抗议，要求瑞典方面撤回决定。

　　事实上，除了在加沙问题上的极右态度之外，在以色列，围绕这位国宝级学者的争议还来自于他的家庭出身。由于未受过纳粹迫害，他的反对者甚至认为他是一名“大屠杀否认者”。作为犹太人的奥曼出生在德国法兰克福一个正统的犹太教家庭，父亲是一名纺织品批发商。1938 年，就在著名的“水晶之夜”纳粹屠杀犹太人事件发生前两周，幸运的奥曼一家逃离德国。

　　“实际上，1933 年希特勒上台时，我们就计划要离开；但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我们取消了移民计划。人们说德国人不会同意让这样一个疯子掌管国家事务。”奥曼回忆说，“后来，全家人费了好大的劲才获得前往美国的移民签证。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丢失了所有的积蓄。为此，父母不得不在美国极其努力地工作才能做到收支相抵。”

　　即便是在最艰难的岁月，这个犹太家庭依然坚持提供子女最好的教育，所有子女除在犹太教区接受犹太宗教教育，还必须到常规学校接受“世俗教育”。在“世俗学校”里，奥曼遇到了第一位即将对他的未来产生重大影响的人—中学数学老师约瑟夫·甘斯勒。成名后的奥曼喜欢将自己所有的成就都归功于这名启蒙老师，“他是一名非凡的教师，经常喜欢把学生们都聚集到讲台前来。”

　　高中毕业后，奥曼决定追寻自己的理想，成为一名数学家。在纽约城市学院获得数学学士学位后，奥曼进入麻省理工大学深造，先后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在那里，奥曼遇到了“博弈论”的创立者约翰·纳什，一个才华横溢的数学天才和另一个盛名在外的年轻讲师，他们之间很快建立了一种亦师亦友的关系，“我正是从他那里听说了博弈论，事实上在一段时间里，我们以讨论博弈论来打发时光。不过那时候我知道得不多，我只是知道这件事而已。”他承认当时对博弈论并不怎么感兴趣。

　　毕业以后，奥曼在贝尔实验室找到了一份帮助美国政府研究导航系统的工作。其间他被分配到的课题是，“当一个城市在受到空中飞行梯队攻击时，（梯队中）有一部分飞机是用作诱饵的假目标，另一部分确实携带武器，在这种情况下应如何使用导弹导航系统。”奥曼突然意识到这个问题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从纳什那里听到的那些玩意儿”，于是，他开始花心思研究博弈论，“但我只是阅读了仅限于解决这个问题的极小部分资料。”

　　事实证明，奥曼在“博弈论”研究方面极富天赋。仅仅几年后，奥曼就成为国际经济学界的一颗明星，并在权威的《帕尔格雷夫大辞典》中对“博弈论”进行了精辟凝练的解释。“博弈论就是一个关乎于‘互动的决策论’，因为人们之间的决策与行为会形成互相影响的关系。”

　　成名后，奥曼没有留在美国。1956年他回到故乡以色列，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任职。面对记者，他这样解释：“事实上，在1948 年以色列建国时，我就已经做出了最终要回到以色列的决定。无论我在哪里，我始终觉得我的根在以色列，我是以色列人，我一定要回去，这是很自然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