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拳出击

    中国著名的反腐败研究专家邵道生说：“如今的大腐败大都是以窝案、串案为特点，其主要特征是形成了以腐败利益均占为主要纽带的‘腐败利益集团’，‘构筑关系网’、寻找‘保护伞’便是他们的基本行为方式。”

    黄松有、陈绍基、王华元、郑少东、相怀珠、朱影等人织成的这张贪腐网，以权敛财、互相包庇。

    记者在广东省企业黄页上找到了金迪生物科技的下属公司创思生物技术工程（东莞）有限公司，其联系人依然登记的是港人荣克敏。荣克敏是金迪的主席，该公司曾于2004年在新加坡上市，他本人也曾登上过2004年胡润的百富榜，可谓春风得意。然而好景不长。2006年，荣克敏发现有人冒充他的签名变更了创思的法人代表。虽然经过华东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了司法鉴定，认定签名属伪造。然而他的报案始终无人理睬。据称这个想要侵吞荣克敏财产的李鬼敢如此明抢，背后自然少不了郑少东的撑腰。

    公检法系统是维护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但正是因为这样一张横跨金融、工程、公检法系统的贪腐网存在，中央历次反腐行动，不仅没有增强人民对党政干部的信心，反而让人们感到“越反越腐”。这已对中国执政体制构成极大的威胁。正如一句打油诗所言：“社会有些腐败，司法岂肯例外”。2009年全国“两会”上，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指出，司法系统的贿赂犯罪已经占到了全国贿赂犯罪的1/5。武汉中院、阜阳中院、深圳中院、吉林高院，重庆市高院等法院相继爆出“窝案”。

    建国以来犯罪的最高司法官员黄松有更是刺在司法系统心头的一滴血。在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著名民法学家梁彗星看来：“黄松有的案子动摇了社会对法治的信心。”2008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贺国强在中纪委的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体现出我党反腐惩腐的坚决态度。“如果我们在贪官惩戒的定罪量刑上，像毛泽东时代对待张子善、刘青山这两个大贪官所采取的‘斩立决’的狠度……还会有人敢以身试法吗？除了态度坚决，更要力度强狠，要深挖腐败分子，震慑腐败分子，让他们政治上身败名裂，经济上倾家荡产，思想上后悔莫及。”

    2009年6月5日，据说也是深圳市市长许宗衡从家中被带走之日，贺国强在会议中强调要“认真治理工程建设、房地产开发、土地管理和矿产资源开发、金融、司法等五个领域的突出问题”。在被牵扯曝光的党政官员中，广东省的政法系统、司法系统不啻为“重灾区”，其中同一天被宣布免职的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以及原浙江纪委书记王华元，都曾为广东省政法委书记。而相怀珠、朱影的落马，显然让外界看到，这场惩治行动，已经不仅仅局限在 “岭南一隅”，表现出中央政府重拳出击的决心。

    2009年1月12日，相怀珠自知大势已去，在押解的路上便主动“竹筒倒豆子”。而在这个 “贪腐黑社会”的网络中，往往最底端的最缺乏清醒。据李德林所言，在黄光裕被带走协助后，黄氏集团“一天之内策动9万条网民帖子攻击公安及政府，收买电视台新闻评论、主要财经报纸及网络评论大肆为黄光裕‘鸣冤’，甚至还发动海外媒体以‘共产党有系统打击富豪’等统一口径作呼应。目前调查部门已掌握了部分媒体受贿发稿的相关证据。”

    2009年3月16日，公安部长孟建柱提出了《公安机关领导干部五个严禁》：严禁公安干部违规插手工程招标、政府采购、人事安排和案件查办，为本人或特定关系人谋取不正当利益；严禁近亲属在分管的业务范围内从事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经营活动；严禁出差、开展公务活动由企事业单位、个人接待，或者接受下级公安机关、企事业单位、个人安排出入营业性娱乐场所等。

    最高人民法院也在2009年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法院系统“反腐风暴”，同样公布了“五个严禁”：“严禁接受案件当事人及相关人员的请客送礼；严禁违反规定与律师进行不正当交往；严禁插手过问他人办理的案件；严禁在委托评估、拍卖等活动中徇私舞弊；严禁泄露审判工作秘密。”

    黄光裕的“三个关键词”

    黄光裕被捕，人们惯性思维不是追究“他干了什么？”而是“他得罪谁了？”

    一部宝莱坞的歌舞片，总有被淋湿的纱丽、草坪上的笑谈和桥上的歌舞，中国富豪的落马也都有些固定的桥段在轮回。

    “得罪谁”　
　
    黄光裕被捕，人们惯性思维不是追究“他干了什么？”而是“他得罪谁了？”至于敢把中国首富置于死地的幕后黑手，有人怀疑是让黄光裕恨得牙痒痒，在狱中尚不断发出指令、“隔空对掌”的张继升，其二便是国美最大的竞争对手苏宁。

    2006年8月黄光裕被带走协助调查时，有一条神秘短信在扩散：“黄氏兄弟正受到国家相关部门的关注……银行资产往来被追查。”当时国美管理层怒不可遏地斥责此乃竞争对手散布的谣言。而黄光裕二次案发，第一时间同样有一条神秘的短信在媒体和供应商之间不胫而走。很快积怨已久的两个老对手“不请自掐”。一方表示：“对于苏宁的这种做法我很鄙视。”另一方显得很委屈：“为什么黄光裕一出事就认为是苏宁干的呢？”虽然后者瞪着无辜的大眼睛，不忘把黄光裕出事的新闻报道复印了很多，摆在促销的柜台上。

    其三似乎是窝里斗。根据国美电器新任董事局主席陈晓宣布的一份国美核心高管8人名单，黄光裕家族成员没有一个人出现在其中。面对这样一家曾经带有强烈家族企业色彩的企业“去黄氏化”，外界不免感慨：“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辛苦一辈子，到头来还是给别人作嫁衣裳! ”　

    而相对于前面那些小角色， “因收购中关村一役得罪两名高干子弟” ，甚至“政治斗争牺牲品”的说法，更满足了大众的“刻板印象”和想象空间。一位在投资银行工作的人士透露：“在中国活动的外国投资银行和跨国公司早已深谙中国的‘潜规则’，他们都懂得积极以高薪吸收高干子弟”。也许“黄光裕得罪了谁”这一命题能够提出，正是民意发出的预警信号。

    “被自杀”

    作为反腐风暴中最关键的一环，随着大批高官政要不断被供出，黄光裕和郑少东先后传出了自杀风波。据说黄光裕一直被关在北京市第一看守所，基于不堪受查压力，以利器割脉自杀。幸被人员及时发现，目前已康复。而郑少东在案情曝光后，也曾暗藏安眠药准备自杀未果。

    盘点2009年官场，自杀事件频发。因为有“用纸币开铐自杀”在前，民众在关注此类事件的同时，更对官场生态以及自杀背后是否有黑幕心存质疑：究竟是他们自知罪孽深重，因而萌生轻生的念头？还是有人想杀人灭口，以掩盖更大的黑幕？

    “原罪”　　

    黄光裕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17岁背井离乡，从一无所有到中国首富，白手起家的个人奋斗史，成为中国穷人家孩子的榜样。以至于很多人在他事发后，纷纷抱有一丝莫名的同情。而原罪之说，更为其蒙上了一层悲情的色彩。

    这是每一名富豪落马后，都会触及的话题。

    一位前外资投行的董事总经理激动地对记者表示：“内地很多富豪都有所谓的原罪问题，这是一个漫长的转型期内，不能回避的社会现实。如果我们过分追究，把做过这些事情的人都变成罪犯，不是逼着富人移民、资金外逃？”

    但仔细分析黄光裕的发家史，如果说行贿尚是因为官场潜规则，那么骗取银行巨额贷款便是主动为之了。

    虽然在网上遭到了不少“黄粉”的攻击，李德林依然坚持说：“我不明白这样一个人有什么好同情的。黄光裕在最初通过灰色路径起家后，他非但没有积极反省，实现转型，反而这种成功强化了他的这种生存逻辑。在成为家电连锁行业老大后，更加迷信、依赖这些违规、违法的手段，洗钱、贿赂、勾结黑势力，在资本市场上违规操作，最终上升到了危害国家根本的程度。他的坟墓，是自己给自己挖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