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募资

　　我认为在住宅发展上有两个机会，第一个是银行的按揭，一出台就能把购买力放大了。第二个时机我一直等着，还没等来，就是二手房市场。二手房市场现在把很多人的购买欲望压住了。

　　公司注册下来后，股本金怎样到位呢？而且给我们规定两个月就得到位，否则两个月以后就取消。哪来这些钱呢？我想到了广告，我们在《金融时报》做了一个整版的广告。按国家体改委的规范意见，应该叫招股说明书，我们起草时学习海南的叫法写成了"招股通函"。《金融时报》一个整版要四万元，因有位员工的父亲正好在这里工作，就打了五折，交了两万元。

　　广告印出去后，这件事情搞得我焦头烂额。我们在报纸上登的广告，证监会副主席先看到，马上给国家体改委与人民银行打电话，国家体改委与人民银行又给北京市打电话，让我们去汇报情况。这件事我不知道是犯了错误还是没犯错误。到了中南海边上的体改委，一进门，体改委几个处长都在，一人手里拿个复印件，都是我们在报上登的广告。在这之前，我专门找过北京市体改委的主任，主任说，它是国家体改委的规范意见，又没说北京市应该批多大，我们批八个亿，批八十个亿也是我们的权限，我们没犯什么错误！当时社会上风风雨雨传说，我们自己也很紧张。我一到会上才发现，外面说的和体改委关心的，完全是两回事。

　　当时全国各地都在搞定向募资，体改委关心的是文件下发后，定向募资到底怎么做，政策怎么进一步制定。他们问我，我就拿着资料一边流汗一边说，汇报了一个多小时，满脸是汗。当时有个司长说，小伙子你别紧张，慢慢说。他问我，你给你的股东发的股权证是什么样？我说我已经印好了，每人发了一张。这个股权证我是在印人民币的白纸坊印的，用与人民币一样的纸张，还带着水印，就是尺寸比人民币大一点。背面是一个一个框，谁转让给谁都可以盖章，并且把国家体改委关于股权证的规范意见一条条都印了上去。那个司长说，这还真不错。他又拿出一个海南做的股权证，说这就是街上买的收据，代股权证。北京人做事就是规范。我一听这事没那么糟糕，就放心了！他们说，我们这政策刚出台，还得总结经验，不要出问题。

　　这个规范意见回过头看，实际上我们国家走了一段特别大的弯路。这一切就因为公司法迟迟出不了台。公司法如果早出台，所有事都统一了起来，正因为公司法不通过，才出了一个政府的规定，使定向募集公开发行、法人股、个人股，这些东西都乱了套。

　　■分手

　　我觉得一个人在一个环境里呆久了，会变得懒惰，因为听同样人的话，接触水平一样的人，就会形成思维定势，跳不出去。

　　做万通新世界广场主要靠广告，当大家还没开始打广告时，一打广告的效果，就像没吃过药的人第一次吃感冒药，再重的感冒一片药就治好了，没抗药性，当初我们在广告上打了大约有一千万元的广告，在当时来说是天文数字，《人民日报》海外版、《文汇报》、《大公报》上都是整版整版的广告，工程还挖坑时就销售得差不多了。现在回头对当时的状况不可想象；成本每平方米三万元。

　　万通广场一做完，大家有了钱，这六个合伙人就各想各的了，批判我太老财了，守着北京的一块都不给兄弟们搭舞台。我呢确实比较老财，几百万可以，上亿往外投，我基本都持反对态度。但这时候也反对不了，还是投。第一个举措是收购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都到万通上了半年班，最后收购失败。然后收购贵州航空公司，武汉国投，陕西证券，还收购了一家上市公司，投资几家金融机构、保险公司，并且成为民生银行的大股东。我们都冲昏头脑了，原来量的时候就像天平上的刻度，多少克多少克的，现在成了大秤了，说是咱们粗点量，只要量个大概就行了。

　　其实我们那时候的生活还是非常简单的，我们在北京保利大厦前的一条小街道上吃饭，吃一盘菜，我记得是一盘土豆丝，就为到底是八元还是五元钱，就和饭馆的服务员争起来了。可那时候我们正在大笔大笔地往外投钱。

　　没见过那么多钱，突然一下子有了那么多钱，找不着感觉了。现在看，大家都经历过这个过程，市场经济初期，也必然要犯这样的错误。只不过我们迷惘了一段，马上就感觉不对了，马上觉得我们要给这个社会提供产品，提供服务，才能得到回报。如果帐面上得到那么多钱，总觉得来得快去得也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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