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HO中国董事长  潘石屹

　　■冲突

　　钱的积累从小到大，越积累越多，多到一定程度，突然觉得像丘吉尔在二次大战时说的"猴子爬得越高，它的屁股就看得越清楚"。

　　当时我强烈地想看看国外的人有了钱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他是怎么吃饭怎么穿衣的。另外也一下子特别喜欢历史，历史上那么多人一旦拥有金钱、财富、权力时，他是怎么过来的。我过去读历史不系统，南怀谨的书教给我一个怎样学中国历史的方法，比如说老子的《道德经》，你说你就每天背一段，对我就特别有启发。刚开始看时看不懂，现在成了我生活中的老三篇了。

　　九五年我到欧洲，看到他们越有钱越低调，不像国内有些人挣了钱一定是金链子，面部表情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另外，他们对历史、文化的尊重令我们不可想象。

　　从国外回来就开始注册自己的公司，离开万通，对我而言还是挺痛苦的。成立自己公司后，首先是关于商业经营上的冲突。张欣在剑桥大学毕业，受过非常正规的西方训练，崇尚的是理性、民主、人文关怀；我呢，土生土长中国老农民的一套。张欣天天要开会，就像华尔街投资银行的那种形式，每一件事大家要讨论，要跟大家说清楚。结果我是一个说不明白事的人，我原来一直是跟着感觉走，我感觉对了，下面的人都跟着我走，你别问为什么。现在每个人都要发表意见，像国外的辩论会一样，我明明知道这些人说得不对，却找不出充分的理由。这一段时间又特别痛苦。最后我跟他们说：一个国家要民主，一个企业要独裁。一个国家牵涉到每个人的利益，一个公司再这样民主下去就不行了。"当时就和张欣吵架，她认为民主才是有生命力的，你为什么想说清楚而表达不清楚？肯定是你的表达缺少训练。

　　结果还是以我的意见为主，我认为做生意不要用嘴去说，不要用眼睛去看，要闭着眼睛去听去闻，寻找这样一种感觉。冲突最激烈时我们差点离婚。

　　■现代城

　　房地产发展商现在在社会中，是一个特别尴尬的角色，不是原来批判炒房炒地那样的尴尬，而是没有一种理论支持。

　　我们这个公司的成长当然与现代城紧紧联系在一起。现代城这个名字是北京市一轻局的领导起的，他们是地主方，已经起好了名字。我觉得这名字还可以，没想到现在能成为一种概念，唯一考虑不妥的是不平和，现代过一段就不现代了。

　　做房地产一要看地段二要看时间，有许多项目地段选得很好，资金也很有实力，做砸了就因为房地产周期的经济波动。你要在高潮时进货，低谷时往外推就做反了，再有能耐也没办法。

　　现代城原来是北京二锅头酒厂，一星期出酒糟的两天根本就没法进来，出酒糟的臭味连国贸大厦都能闻到。我自己下决心建现代城之后，我又派两个助理看了一圈回来，向我汇报，我说你们不要两个人一起汇报，一个一个说，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就没独立判断了。结果一个助理对我说，潘总，这项目你别做了，地方糟透了。另一个委婉一点，也说这项目不能做。我要说服大家，先得把我老婆拉着一起去看。走到现在二号楼这个地方原来是个仓库，开始下雨了，里面全是烂泥，臭得不得了，也走不出来了。张欣捂着鼻子说，这地方真不行，别做了。

　　我回去后就一个个做工作，我以为关键要看时间。我们至少在两年以后做，两年以后意味着京通快速路要通车，复八线地铁要通车，这儿就像长安街一样，成为长安街的延伸。而通惠河两岸原来长着芦苇，臭得不得了，按北京市规划，只要高碑店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一通过验收，这河就变成清河。为这事，我专门跑到高碑店去看污水处理厂建到什么程度。我说如果这几个条件具备，我们做四十万平方米，住上三千多户人家，四边全是路，是个不错的小区。他们说，咱们也没做过房地产，就听着吧。

　　我研究过北京的整个城市格局，解放前主要沿南北走向建设，整个中轴线是政治中心，也是建筑中心。解放后因为中轴线不可能发展，所以长安街两边成为新的发展方向。改革开放基本在西边发展，那时东边三环路上两边是白杨树，路两边晒着玉米。东边规划时，当时故意开出一片区域，涉外饭店、涉外使馆、外国记者都集中在这里，使这里正好成为改革开放的前沿，所以改革开放后一下子发展起来。东三环、东二环这个区域汇集了70％的四星、五星级宾馆，这个区域就成了新的发展线，现代城在这区域边上，有互补性。

　　香港人到北京选地，都把天安门、故宫、中南海作为中心点，认为离这点越近越是好地，像东方广场、新东安、恒基中心、新世纪……实际上北京整体规划是一个锅的形式，二环内不能有太高的建筑，限制是四十五米，恒基中心做到八十多米已经破天荒了，缺少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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