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万元户”都少见的上世纪80年代，几千美元是一笔巨款。为了筹到这笔钱，俞敏洪在校外做起了兼职培训捞外快。正在他憧憬留学大洋彼岸时，事情“败露了”。

        1990年秋天，北大给了俞敏洪通报处分，并在校园广播和著名的三角地橱窗里高调宣布了处分决定。曾任新东方副校长的李力说，他在北大20多年，从没有遇到过大喇叭广播处分决定的情况。

        离开了北大，俞敏洪彻底没有了生活来源。为了养活老婆孩子，他决定下海。

        虽然留学失败，俞敏洪却对出国考试和流程了如指掌，对英语培训也十分熟悉，他决定加入培训行业。

        俞敏洪找到曾经讲过课的民办大学——东方大学，借用东方大学的牌子办英语培训部，每年交15%的管理费。借块牌子还能白拿钱，东方大学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俞敏洪在中关村二小租了间平房当教室，那是一间10平米、漏风漏雨的屋子。外面支一张桌子，再放把椅子，“东方大学英语培训部”正式成立，员工只有两个人——他是一把手，妻子打下手。

        开班初期生源少，俞敏洪常常一个人骑车，拎着糨糊桶，满大街贴招生广告。冬天里，俞敏洪手中的糨糊经常冻成一块，不贴广告的时候，他就和妻子待在“教室”里虔诚守候，盼着来报名的学生。

        为了学校

        一口气喝下两斤白酒

        第一天开张，只来了两个学生。看见只有俞敏洪夫妻俩，破桌子，破椅子，破房子，报名册上干干净净，两个学生满脸狐疑。俞敏洪见状连忙推销自己，好说歹说让两个学生交了钱。

        夫妻俩正高兴，两个学生又回来了。他们心里不踏实，把学费又要了回去。

        接下来的星期六，又来了三个学生，十分爽快地扔下钱走了，“1000多块啊！一天的工夫，是我在北大教书四个月的工资啊！”俞敏洪说，虽然白天已经数清楚了，但晚上回家后，两口子还是把钱摊出来数，一边数着带角币的散钱，一边感叹，“来三个了，来三个了。”

        俞敏洪还是担心，虽然很多学生来，但看过报名册就都走了，是不是觉得报名的人少，担心自己是骗子？第二天，他在托福、GRE的报名册上各填上30个假名字，造成从第31个开始招生的假象。

        学生们终于相信他不是骗子了。

        身份的转型并未让俞敏洪立刻适应市场竞争。创业早期他请人贴广告，阻碍别人招生，对手雇人把贴广告者捅伤。俞敏洪报警，警察说，事太小，杀人的案子都处理不过来。

        “打听后我才知道，人家(竞争对手)早就疏通关系了。”俞敏洪说，问题终归要警察解决，可自己一个警察也不认识，就到刑警大队门口蹲点，后来找到一个慈眉善目的警察，请人家在旁边的饭店喝酒，警察又把大队长和政委拉出来一起吃午饭。

        “我不知道跟他们怎么说话，只好一个劲说‘大哥喝’，‘大哥喝’”，俞敏洪当天一口气喝了两斤白酒，送到医院抢救了6个小时才抢救过来。

        抢救过来后，俞敏洪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不干了，我要关掉学校。”

        为了生计，第二天，他又背上背包去上课。俞敏洪说，新东方那句“在绝望中寻找希望”的校训，就酝酿于从北大出来后的这一阶段。

        助人圆梦

        “后悔让新东方上市”

        随着中国留学浪潮在九十年代日渐高涨，俞敏洪独特的教学在出国培训领域中异军突起。1995年，新东方年收入超过千万元。

        此时，俞敏洪已经可以去留学了，不用再担心经济问题。但他发现，已经抛不下新东方这个帮助别人实现出国梦的事业，更想做一点有意义的事。

        他说，自己给新东方定下的意义并不大，就是做一个“垫脚石”，学生跨不过去的时候，新东方让他跨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