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在新东方成立之后的前7年，俞敏洪一直在北京做英语培训，他不愿走出北京市，直到今天他仍然这样想，“把新东方做成年收入一两百万的精品机构就挺好的，有限制地发展，小范围内也能实现理想，这样无论是转型还是放弃，都比较容易。”俞敏洪说道。

　　“我对上市不感兴趣，我就希望自己安安心心每年招那么多学生，把课的质量上得很好，然后年底拿分红，是回去要数一夜才能数清楚的现金，我特别喜欢这种感觉。”他笑着调侃自己。

　　从2000年新东方在上海开设第一家分校开始，俞敏洪已经回不到原点了。

　　“当时野心太大了，现在留给我的是难以承受之重，当你发现自己给自己制定了一个难以承受之重的目标，做得特别累的时候，很想关掉新东方，但我做不到，因为我发现我要为4000个员工负责，为股东负责，为自己负责，新东方是一条不归路，我不得不走下去。”俞敏洪坦言。

　　2007年7月，新东方2007财年第四季度业绩未达到分析师预期，股价在一日之内重跌11.25%，这是新东方自上市之后，股价第一次下跌，俞敏洪第一次感受到资本市场的残酷。

　　随后的几年，俞敏洪一直寻求根据美国投资机构对新东方的业绩要求，和作为教育机构的稳扎稳打之间的平衡。

　　按照业绩要求，新东方在几年间，在全国大规模地推进教学网点，拿着在资本市场融到的钱到全国各地开分校，或者是收购当地的培训学校——这里面包括了甘肃、青海等地。

　　俞敏洪告诉那些到中小城市的分校校长：“到了新城市能自己开分校最好，如果不行就花一大笔钱把当地的机构接收过来，独立的成本最低。”

　　此外，新东方的学生感知最强烈的就是，在新东方的培训费用水涨船高。2007年，新东方在省会城市长春分校一个暑期的研究生英语培训的价格是800元左右，这个数字在2013年暑期变成了1980元。

　　平衡资本市场各方利益，纠结自己的书生梦想，这些不是俞敏洪擅长的事。

　　俞敏洪的办公室位于北京新东方大厦9层，距离北京大学很近，偶有空闲，俞敏洪总会来到母校未名湖边散步，“这个时候自己才能好好想一些事情”。

　　对于上市，俞敏洪曾经和徐小平、王强三人非常积极地推动新东方的上市，但是一直到2006年，新东方马上开始上市之前，俞敏洪认真地的了解了资本市场之后，才开始后悔，他认为在早期的几位合伙人之间，只有自己一个人“赔进去了”。“上市不是你拿了钱就完事儿的，上市是你给自己加了个套，最后相当于只有我一个人折进去了。”俞敏洪苦笑。

　　在上市之前，俞敏洪和合伙人们争吵的是按照什么样的方式来管理新东方，上市之后，俞敏洪发现，谁的方式都不算数，只能按照资本市场的方式来管理新东方。

　　“有时候自己在想，假如新东方关门了，人家会把新东方和我收入全国MBA的案例中，大家来分析，为什么俞敏洪会把新东方做得死掉了。”俞敏洪无奈地说道。

　　俞敏洪不再是俞敏洪

　　最新的华尔街研究机构对新东方一季度的评估报告中显示，新东方最糟糕的阶段已经过去了，股价评级维持在买入评级，目标价20美元不变。

　　这样的结果让俞敏洪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在刚刚过去的一年间，俞敏洪为了“度过最糟糕的阶段”，付出了比当年合伙人分家更为残酷的心理考验。

　　2012年，新东方陷入亏损风波，集团通过关闭全国20多个门店、裁员1500多人来降低运营成本。而更严重的是，2012年7月，美国浑水(MUDDYWATERS)发布研究报告，给予新东方“强烈卖空”评级——这对俞敏洪的打击是巨大的，因为这有可能会导致新东方被停牌。

　　或许俞敏洪没有想到的是，新东方上市就是为了解决合伙人的权益问题，而时隔6年，当年合伙人的内斗又被以这种形式翻到台前。

　　2012年在被浑水抨击之前，新东方市值30亿美元，就在7月，新东方收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调查函之后，股价大跌34.32%，10亿美元蒸发，随后新东方股价又陆续下跌了35%左右。

　　美国浑水公司在长达97页的报告中，所质疑的是新东方将特许加盟学校算作自办学校，学校总收入和资本学校不实的问题，是早在新东方成立之初就埋下的祸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