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贵后贱的青少年成长期
乔治·索罗斯1930年出生于匈牙利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但好景不长,其律师父亲不得不“精明”(索罗斯在其《金融炼金术》一书中就是这样形容的)地将财产变卖,为全家在德军进入前换了假证件,从而使得全家顺利得以在那场著名的战争中得以保全。
可想而知,这一变故对索罗斯的生活质量和思想影响都很大——以至于多年后,他还在办公室里挂了一个镜框,其中用醒目的字体这样写道:“我生来一贫如洗,但决不能死时仍旧贫困潦倒。”
战后,索罗斯迫于环境和生活压力,不得不辗转到了瑞士,但很快他发现这里乃是国际资本的天堂,并非一个不名一文的17岁的穷小子的久留之地——于是他决定去伦敦。但显然,“伦敦也并没有比伯尔尼(瑞士城市)好多少”——索罗斯认识到,这世上其实并无所谓的穷人的世界,“富人在哪里都是天堂”。
因此,他只能靠打零工来维持生计,但这段时间内索罗斯做了一个很大的决定,就是要通过读书来改造命运。
求学的“悲剧”
1949年,索罗斯考入伦敦经济学院——这对于一个辍学已久,整体忙于生计的“小时工”而言,付出了多大的努力可以想象——但日后,索罗斯似乎并不愿意多提及这段经历,因此不论是采访他的媒体也好,还是在他那几本思想类似的书中,都没有过多提及。
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索罗斯与捞个文凭之后去谋求一个好职位,而愿意自称师出名门的学生不同——他并不以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翰·米德的学生为荣,相反,索罗斯认为“跟他学不到东西”。
当然,我们因为今天索罗斯那无法忽略的成就,完全可以说,那时的索罗斯已经立下宏志,要学以致用,成为一代金融大鳄。但现实总是与励志型的电影故事不同,也更残酷——有充分证据(索罗斯的成绩单)表明,索罗斯的数学很差,只能做到勉强及格。
更不幸的是,伦敦经济学院不但没有文科经济学——例如我们熟知的政治经济学,而且这所只教授西方经济学的学校,还很自然与其它类似学校一样,要求学生以数学建模作为经济现象的分析基础——因此,索罗斯不但注定成绩“悲剧”,而且有人怀疑他之所以对大名鼎鼎的老师不以为然的真正原因是他根本听不懂老师在讲台上说了什么。
可以想象,一个学习成绩不好的穷学生,还是一个犹太人,在西方那个极为讲究等级和“圈子”的社会文化氛围内,过得有多郁闷。
另辟蹊径
从历史名人的经历上看,一个人郁闷了,往往都会转成为哲学方面有独到见解的人,若成就再大一些还会成为思想家——国人最熟悉的例子莫过于我国那位四处求官次次被拒的孔夫子。
索罗斯也没能例外,他迷上了一个名为卡尔·波普(以一本《开放社会及其敌人》闻名于世)的哲学家的学说,但他的原创能力似乎较孔子差些——虽然他由此在“脑海中形成了反射论(reflexivity)这一哲学思想的雏形”,但从内容上看,索罗斯的这一思想似乎并未能脱离卡尔·波普的思想范畴,因此并非开宗立派似的哲学家,而仅仅是将卡尔·波普的思想移植到了经济学的领域。
但哲学不能当饭吃,索罗斯在英国战后萧条的时代,也光荣地成为了一名“毕业就失业”的穷学生,甚至不得不去做一名销售手提袋的计件销售员,尽管他“给所有知道名字的投行都投了求职信”。
不过,那时中东的原油还在英法两国手里,苏伊士运河也没交出去,伦敦还是有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因此索罗斯最终还是在一家投行中找到了一个实习生工作,首次解决了温饱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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