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东生,生于1950年代
1982年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全国劳动模范”和“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曾担任中共第十六大代表及第十届、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会长、中国国际商会副会长、广东家电商会会长、广东省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副主席、深圳平板显示行业协会会长、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等多个社会职务。
我们常常能够从一些小事中看到这个时代的剪影,也能够看到这中间人们的内心。
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会经常听到身边年轻人的抱怨,诸如压力太大、挣钱太少、房子太小,更有不少人年纪轻轻就开始哀叹心灵已老,迫切想要去寻求更快的成功捷径等等。我理解现在年轻人所面临的未知、迷茫和不安定感,也理解他们希望能够快速改变现状的渴望,但我常常想,生命,或者说他们的青春,不应该是这样的。
同样从那个年龄段走过来,我们那一代人曾经拥有的青春,和现在的年轻人有很多相似,但也有着太多不同。身为50后,我庆幸自己出生在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虽然经历过许许多多或艰辛或磨难的日子,但它们都是我最宝贵的收藏,每一次回望,都会有很多感慨!
“读书无用论”盛行年代里的“书呆子”
年幼的我也曾想过要加入红小兵队伍,却因为出身不好被拒之门外,在孤独与苦闷下,我只能在书本中寻找慰藉。
我出生在广东东南部的小城惠州,在家中排行老大。受父母影响,自小就对读书充满兴趣,到现在我还记得自己看的第一本书是《十万个为什么》。后来,伴随“文革”的到来,我的家庭也遭到了冲击,父亲被当做走资派抓进了牛棚,母亲也受到牵连。那时候,家里常常好几个月连买菜的钱都没有。年幼的我也曾想过要加入红小兵队伍,却因为出身不好被拒之门外,在孤独与苦闷下,我只能在书本中寻找慰藉。
尽管遭受到家庭的变故,又正处于那个“读书无用论”盛行的年代,但我的父母依旧很执着,他们竭尽所能让我完成学业。正是得到他们的鼓励,让我坚信知识能够改变命运,也让我更加坚定、更加刻苦的攻读,用精神食粮充实自己。
那时候,像我这样毕业于“文革”期间的学生,参军和进工厂是当时最好的出路,但由于出身原因,我只能下乡插队。
我们这一批知青被安排在了惠阳县马安镇的一个鱼苗场。对于刚刚放下书本的学生来说,繁重的体力劳动对个人已经是一场极大的考验,但我还是尽可能的多读一些书,并养成了坚持写日记和读书笔记的习惯,其间还写了一些诗歌和散文,试着给一些刊物投稿,甚至还有了“书呆子”的外号。
那时,我把“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作为座右铭,激励自己努力向前。也正是那段日子,我对文史哲类书籍的兴趣被大大激发,我的文字功底也是在那个时候积累起来的。除此以外,大量的阅读和艰苦的农场生活阅历,还帮助我渐渐形成了清晰的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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