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仑曾经说过，他有四套话语系统：学术的、官场的、商场的与江湖的。见到什么样的人讲什么样的话，如果对方与你谈学术，那就要用学术语言系统来应对；如果与你瞎侃喝酒，那就用江湖一点的语言来周旋；如果面对政府领导，那就采用政府的语言系统来对话；如果跟老外谈生意，就应该用比较商业的语言来商谈。

　      这样的人生状态让我兴趣盎然。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在期待着和冯仑来一场有意思的对话。

　      我固执地相信，真实的冯仑应该是批判的、 怀疑的，同时可能也是绝望的，他决不仅是一个嘻嘻哈哈、笑谈风月的冯仑。比如我读他的书《野蛮生长》，总是很容易体会到，笑谈之间，冯先生是站在他一个人的世界里，对中国企业近30年的发展，作出了一个小规模的见证。

　      这样的日子终于来临。在贵阳，在花溪，夏天的树挤满了山坡，雨降下来的时候不露声色。我们与冯先生的交谈，就在如此诗意的景色中展开。

　      大历史中看私人企业

　      记者：以您个人的眼光做几个案例分析，比如说柳传志，他身处一个完全自由竞争的行业，PC产业，它与媒体、金融等国家垄断行业几乎毫无关系，可是到今天为止，柳总个人的产权问题并没有得到完全解决，您怎么看待他们这一代企业家的命运？

　      冯仑：我觉得，从计划体制，从过去僵化的社会体制逐步转化到一个开放的、充分竞争的市场体制，所行走的路径与直接走向成熟的市场体制是很不一样的。在这方面，中国无疑取得了重大的成功，但中国的路径也非常复杂，从复杂中寻找规律需要极大的耐心。另外，中国人本性温和，再加上比较中庸的中国文化，因此在中国所有的事都不能操之过急。

　      俄罗斯人却不同，他们直接从产权，从上游矿场、金融包括媒体开始进行改革，而且社会改革与经济改革同步前进。今天，整体上俄罗斯的经济发展看好，社会也开始纳入正式轨道。中国自有中国的特性，但现在不管通过什么路径，最终我们的希望是建立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以及一个开放、法治的社会体制。

　      记者：如果从企业的维度，而不是从体制的维度看，你认为整体意义上的中国企业家，是不是过于妥协、保守，过于利益化、工具化，缺少了探索和创新的勇气？我的意思是说， 是不是这几代企业家，仅仅是一些赚钱的工具，他们应该不会给中国企业史提供企业发展的范式。

　      冯仑：我觉得中国企业家具备一切探索的精神，他们进行着所有的尝试，也许正因为想拥有所有的尝试机会，有时候他们不得不委屈地活着。这就相当于一个人遇到歹徒的时候，他会反抗，但当十个人遇到歹徒时，却无人反抗。这就有点类似于《辛德勒的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