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职办校，与出国初衷擦肩而过

　　中学时，我从来没有当过班长和课代表，但是我一直是班里的卫生委员，原因很简单就是：我喜欢干活。教室里的卫生都是我包的。大学里是不用打扫卫生的，因为大学的教室是移动的，大学毕业之前我打扫宿舍，整整四年每天的卫生都是我打扫的，每天的水也都是我打的，从来没有一句怨言。很多同学问我凭什么这么做？我凭什么呢？就是习惯，人养成了好习惯还是蛮难改的，我没有什么好习惯，好习惯就是爱好劳动。到现在为止，在家里，我都自己洗衣服，没事的话整理整理房间。

　　我大学毕业以后留校任教，从一般的老师变成讲师，再从讲师变成教授。而当时我们班同学有很多人已经出国读书了。我心说，我已经追上了你们了，你们怎么会又跑了呢？心里很难受。要么说人保持心态平和是幸福的来源呢！每个人只能追求自己的理想，不能跟其他人比，每个人只要实现自己心中的梦想就可以了。

　　我从1988年联系出国一直到1998年，家里的钱都花完了，最后好不容易美国三个大学给我发了录取通知书，但没有奖学金怎么行？最低学费是两万美元，所以出国的希望就完全没有了。

　　希望破灭的时候，你不能想像成是生活的绝境。有句话说“一扇门被关上了，窗户就打开了”。我每天晚上都会出去教书，当时我在北京的所有培训机构教书，为什么呢？我可以每天晚上拿到25块钱，从此可以到菜市场买活鱼吃了，原来买的都是死鱼。

　　自从当老师后我发现当老师还真是我的命，因为我在北大待了一年半，我从一个没有什么人去上课的老师变成了最后学生争听讲课的老师。为了不再影响北大的教学秩序，我选择了自己办学。

　　我想一定要自己干，后来给教委磨蹭了大概半年，刚开始不让我办，后来实在是没办法了说：“看你是一个老实人，给你一个试营业的办学许可证。半年以后如果有一个学生来告状的，就把你的办学许可证吊销。”后来就慢慢办起来了。这得益于我热爱劳动，从新东方一开始做，无论多苦的活儿我都能干下去，所以肯吃苦肯定是成功的第一要素。

　　但是光能吃苦也不行。在1995年新东方做得挺不错以后，我到国外去，当时我面临的一个选择。当时到国外读书的钱已经够了，我应该先去看看在国外学习的同学的生活状况，如果发现他们比我现在的生活状况好、前途比我辉煌，我就把新东方关了到国外去；但是如果他们的生活状况比我在中国还差，不如我在中国生活得愉快——当时确实是挺愉快的，因为学生数在不断增加，那我就不去国外，继续做新东方。

　　到了美国，我遍访在美国的同学，掏大把的钱请他们吃饭，每一个同学都目瞪口呆。他们想：在中国原来有这么大的发展前景，在班上那么差的同学都会赚这么多的钱。我用这种方法给了我这帮同学信心。

　　之所以这么做，一个是我的虚荣心发作，二个是我还有一个目的：隐隐约约地我希望这帮同学跟我回来一起干。当有人说：“俞敏洪你希望我们跟你回去干，你能给我发得起工资吗？”——当时他们的工资是8万美元也就是64万人民币。我说：“我不能。但我奋斗了三年成为现在的状态，请问你现在回去三年后是什么状态？”只有一个选择，就是对我信任。信任的来源是什么？他们说：“一个在宿舍打扫卫生，帮我们打了四年水没有说过一句怨言的人，如果跟他回去失败了，他有一块钱不会只给我们一分钱。”

　　所以表面上没有关系的事情是可以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做好人特别重要，而且做好人不记回报尤其重要。

　　第一，做事情的最低境界是对自己有利、对别人无害的事情。第二，用利他主义的方法，做利己的事情。

　　■四种作人的原则

　　我有自己的原则，我现在说自己的原则非常有信心，有四句话：

　　第一，人的生活的最低境界是做事情，做事情的最低境界是对自己有利，对别人无害。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你要不为自己做事情我觉得你不是人。不管你想得到名声、荣誉、地位、财富，你选择的手段不可以抢、不可以骗。“文革”时期，在武汉有一个人叫马良，他为了自己的荣耀，故意弄炸药包放到长江大桥上，最后再自己假装去救长江大桥，成为英雄，“文革”后被发现是他编造的故事。荣誉有的时候也可以促使人犯罪，因为这个人为了荣誉而不择手段，做了对别人有害的事情。

　　第二，用利他主义的方法，做利己的事情。

　　你之所以觉得你的生活不顺利，是因为你自己为你自己设置了太多的障碍。有人说为什么我身边这么多人跟我过不去呢？结果越过不去越过不去，层层的障碍都是自己造成的。你只要做一个简单的游戏你就明白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你对每一个向你走过来的人都微笑地打招呼，说：“你好！”几乎百分之百的人都会回应：“你好！你好！”即便错过以后他们会想：“这个人是不是精神有问题？”但是第一个反应一定是：“你好！”为什么？因为你对别人怎么样，别人就会对你怎么样。周围人都跟你过不去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你应该明白，是你跟周围的人过不去。

　　我有一个原则，比如说我们生活中确实是有君子和小人之分，我们宁愿得罪一个君子，不得罪一个小人，其实，君子更不应该得罪。办学刚开始时有人跟我作对，后来我是怎样摆脱了这样一个状态？有一件事情对我来说是印象深刻。

　　新东方当时做出了一点眉目，有别的培训机构就不干了。我是比较善缘地做这个事，有些是社会机构在干。当时有家机构是一位下岗女工在做，这个女工特别霸道，我们新东方干出一点眉目以后她就心理不平衡了，她就撕我们的广告，拿刀子捅我们的广告。我上公安局报案，公安局说忙不过来。我一连在公安局旁坐了三天，见到政委，问题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