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宿命

　　张亚勤的硕士毕业论文是关于通讯方面的。有一次他读到了一篇文章，非常困惑，于是给通讯领域的学术权威皮克·霍兹写信。

　　霍兹就是扩频通讯的鼻祖之一，而CDMA的前身就是扩频通讯。

　　张亚勤没有收到回信。但两个月后，霍兹来科大讲学，他记得张亚勤的那封信，两人相谈甚欢。回到美国后，霍兹问张亚勤是否愿意到美国来上学——给他奖学金。于是，一封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邀请函发到了张亚勤手里。

　　1989年，23岁的张亚勤博士毕业，他递交了华盛顿大学历史上惟一一个满分的博士论文。在老师的推荐下，他来到著名的GTE研究中心做研究工作。在接下来5年里，全身心投入到数字视频的传输和通讯研究领域，成为这个行业最为出类拔萃的专家之一。

　　1997年，年仅31岁的张亚勤成为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协会院士。这是电气和电子学研究领域全世界最高的学术荣誉，他成了这个协会100年来获此荣誉的最年轻的科学家。克林顿在任美国总统时曾给他写信，说他“是一个灵感的启示”。美国电器电子工程师协会院士瑞曼德和比克·赫尔茨都曾由衷赞叹：“他真的是全世界的财富。”

　　这段辉煌的经历，在张亚勤的追述中，依然是充满了温馨的暖色调。而真正的事实是，当我们把一个人放在当时的大环境中，似乎才能窥见更多的颜色。

　　与谢彦波不同，在人际交往上，张亚勤与掌握自己命运的人相处得很好。作为一个“神童”，他与一般小孩和其他“神童”的区别在于，这是一个早熟的孩子。

　　“人的性格有三分之一在5岁以前就形成了，我觉得那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有三分之一是在小学和中学的教育，另外三分之一可能是后面的一些经历，大学之后对于人性格的影响就不是很重要了。”张亚勤这样对记者说。

　　在他出生的那一年，文革开始，随后一年，父亲遭受迫害。记忆里，关于父亲有两个面画：一个是父亲莫名其妙地从家中不见了；另一个是5岁的时候，家中愁云惨淡，他知道父亲过世了。“我在妈妈跟前撒娇的时光结束得特别早。我的童年，几乎都是在晋南一个小城的外婆家里度过的。我上的第一所学校就像农村小学一样。”

　　张亚勤的妈妈和继父住在太原，外婆住在运城，奶奶和姑姑住在西安，伯父住在北京。在童年的无数次旅行中，有一次记忆非常深刻的旅行，母亲写信让亲戚去接他，但亲戚没有收到信。“走的是山路，还下雨，走了一天，而且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但知道大致的方向，就一路走一路问，”多年后，在最困难的时候，张亚勤的脑子里总会浮现出那幅阴雨中独行的画面。

　　每次走进一座城市，都会住在亲戚家。那时候的张亚勤，已经学会克制自己的欲望，绝对不任性，努力表现自己好的一面，尽力去理解大人们的想法。“寄人篱下，有一种很难受的感觉，但这对人的性格培养是有好处的。”他日后如此叙述自己的童年，在他看来，人应该把自己放在更合适的位置上，因为不可能一辈子都受到无微不至的呵护，更不可能永远被放在众星捧月的位置上。

　　这个毫无优越感的孩子智力超常，用了两年时间就读完小学，用一年半读完初中，又用一年读完高中，到了1978年，他高中毕业了。这一年，他才12岁。这种教育曲线往前走10年，或者往后10年，可能都行不通，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也没有显得特别“不正常”。

　　高智商给张亚勤带来了荣誉，有一次，他看到了“掀起学习张亚勤的热潮”，他把看到的这个标语告诉妈妈，母亲淡淡地对他说，“你没有什么好让人家学习的。你和别人家的孩子一样。”

　　在来到合肥之前，妈妈曾如此告诉他，“名声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自从他考上科大少年班消息公布后，各路媒体都想采访这个太原“神童”，但母亲一一谢绝。

　　“到今天，我的那些同学们，有些很棒，有些很平常，还有的不怎么好。”张亚勤这样评价当年少年班的学生们，“所以要说这少年班究竟怎么样，我觉得现在评价还早。其他大学的少年班也是一样。什么叫成功？什么叫失败？大家的标准不一样。”

　　去年，少年班的同学30年后再聚会，张亚勤因为时间冲突，没去成。他对记者坦承，他不喜欢那样的场合。谈及人生需要回避掉什么问题时，张亚勤认为，“历史是因果，发生就发生了，有些东西我觉得不要去回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