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市场运营】

　　某些方面我会一直不“成熟”

　　新京报：说到危机公关，现在万科刚刚接手了上海倒塌的楼房，如果万科自己的产品出现这样严重的事故，怎么进行危机公关？

　　王石：按照万科的策略，如果发生这样的问题，不存在危机公关，万科就完蛋了，向大家谢罪吧。

　　新京报：听上去很刚烈。

　　王石：我的性格属于比较刚烈的，我宁可事业无成，宁可出国当二等公民，也不愿意委曲求全，不愿意为了财富失去人格，这个是非常明确的。举个例子，有次为了一项业务，某位领导出面干涉，是进口商安排的。吃饭的时候我才知道是这样的安排，当时站起来扭头就走，拂袖而去。当然现在不会了，不让别人难堪，现在我是知道了。

　　新京报：当时你有多大？

　　王石：那时候四十二三岁。

　　新京报：已过不惑之年还在饭桌上拂袖而去，有没有人说你表现得很不成熟？

　　王石：我去年都觉得自己很不成熟，觉得自己很青涩。但有人叫我老狐狸，我很高兴。我有没有狡猾的一面？当然有，但我觉得不值。什么叫聪明？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聪明。我可以很狡猾，但是何必那么狡猾？

　　新京报：就是说你可以很青涩？

　　王石：不是吧。我是说我某些方面会一直不成熟，这就是我青涩的一面。处理人际关系上，有时候把人得罪了浑然不知，我就是有不成熟的一面。这方面也没有兴趣改，从某种角度来讲，改不是不可以改，但是会改得面目全非。人总会有长有短，不可能总是长的，如果都是长处，一定短命。

　　新京报：你说你不成熟得罪人，有没有影响过万科的发展？

　　王石：当然有。我们当年开发的一个楼，外立面颜色是绿色渐变的，人家叫“竹笋楼”“苞米楼”，那就是当年得罪一位领导的结果。

　　但是我觉得更多的例子是倒过来的，人家给万科的好处我不要。最典型的是我们在成都拿一块地，签约的时候，我说根据成本核算，你们给我们的价格，成本打不下来。我提议，每亩地加五万块钱。我们老总马上拽我，人家要给你折让，你怎么还要加价。

　　对方也不明白什么意思，我就讲根据万科拿大地块的经验，便宜地块往往我们得不到什么好处。因为你是从农民那拿来的，你们很便宜的压榨农民。我们一个楼盘的墙老倒，我问为什么这样，他们说当地农民推的，我说当地政府不管吗？人家说就是对着当地政府去的，当地给农民补得少，农民觉得吃亏了。

　　后来我就知道，便宜的东西后面是有陷阱的，并不是说我表示我高尚，我加的钱你们给农民，这样我的围墙不会倒。像这样的故事不止一例。

　　【谈旅游探险】

　　已不再单纯是我的个人行为

　　新京报：关于万科的发展，我看了下你的三本书，《道路与梦想》、《让灵魂跟上脚步》、《徘徊的灵魂》，书名上就给人一种逐渐内敛、收缩的感觉。作为一个大企业的领军人物，你在自省、在慢下来的时候，会不会对企业士气有影响？

　　王石：应该不会。“慢下来”，是因为我们不仅要看到未来，看到更远的地方，也要回顾过去，要看得更清楚。无论是个人历程，还是企业轨迹，都要有这一步。我去过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去过柏林的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馆，可竟然没去过自己国家的南京大屠杀纪念馆。身边的朋友，也没有一个去过的。除了个体的原因，可能也和我们民族整体意识的忽略有关。

　　在万科，说起持续高速增长，个个头头是道；但有几个记得海神广场？当年它几乎葬送了整个公司。写一本激情四射的书，说说理想、成功、韧性，再加几个小失败做点缀，这很主流。但我们更需要“慢下来”；不能看清楚过去，也将看不清往何处去。

　　新京报：我看了你新书的目录，主要是游记、旅游或者探险活动，跟你目前的企业经营有没有结合？

　　王石：应该说探险行为基本上和企业分开。尽管从社会关注度来讲，联系是很密切的，但是作为我个人把它们分得很清楚。

　　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用我探险的名义宣传公司的产品。但是我替其他很多公司做过广告。他们找我，除了因为成功企业家这个因素，也是赞赏我的探险精神。

　　为什么不把我的探险精神注入到万科的品牌里？探险是我个人的爱好，我不是为了塑造公司的品牌。探险有一定的风险，战胜风险，安全回来的时候，对公司的美誉度是一个提高；但是万一出事了可能就会倒过来，对公司冲击非常大。

　　应该说2007年有所变化，2007年我们申请加入世博会，获批准建立万科馆，这更多和未来环保、绿色、生态结合起来。我个人的探险在2005年有一个转变，是把探险与环保、生态结合起来，已经不是单纯的探险。

　　2008年我的探险行为和公司的生态环保行为有意识结合起来，也就是说我个人的行为和公司要宣传的品牌是一致的，以前是非常明确严格分开的。

　　新京报：你和万科，在企业界显得特立独行，这两者对其他的企业有没有借鉴的意义，或者可复制的可能？

　　王石：应该是互相借鉴。现在在现代企业建设方面，中国也在探索。刚开始时我们更多地赞赏西方的东西，现在国学热了，因为中国经济起来了，国学热生逢其时。但是我的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当然很宝贵，但是作为现代企业制度来讲，我们更缺西方文明的公共意识、法律意识。

　　■ 记者观察

　　王石气质造就万科风格

　　万科成立之初，创业者王石就打定主意把它打造成一家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运转的公司，在走过多元化的误区后，万科找到住宅专业化这一核心业务。

　　万科由此一开始就深深打上了王石思想的烙印。“我不行贿就是万科不会行贿，这是制度上的设计。”王石对本报记者说。

　　很大程度上因为这种制度设计，万科创业初期一度拿不到好地，只能到偏远郊区发展，被人戏称为“城乡接合部开发商”，即使在珠三角大本营，万科多年来也是集中在广州郊区、深圳关外开发项目。

　　除了拿地，“不行贿”还影响到万科方方面面。当年，万科在南方的一个项目被突然勒令停工，理由是外立面颜色不符合深圳“城市色”。

　　万科找到城市规划院，规划院哭笑不得，说深圳根本没有规定城市色是什么。万科只好把楼刷成绿、黄、白渐变色，就像半熟的玉米，由此过关。王石戏称这是“苞米楼”，也有南方人叫它“竹笋楼”。

　　类似的事例还有很多。王石多次表示，正是基于“不行贿”的制度设计，万科不能靠地王或者其他非市场因素来赚钱，只能专注于专业能力的挖掘，打磨产品，做好服务。在业内，万科是产品设计和研发的标杆，并得到资本市场和投资者认可。

　　2008年，万科遭受了上市以来首次净利下滑，开始筹划在变幻莫测的市场中调头。事实上，在2007年，万科就放慢了拿地扩张的步伐，将可开发的项目储备量降至2年；2008年，万科宣布不拿地王，并坚持随行就市的销售策略，迅速清理库存。

　　王石在新书《徘徊的灵魂》中说，万科在反思和内省中寻求改变：慢下来，追求质量效益型增长。当整个行业在关注宽松货币政策是否持续、房价是涨是跌、拐点是否再临的时候，万科把目光投向了住宅产业化和环保公益。在上海世博会万科馆中，万科给出一个想象的话题：2049，我们的地球和城市将是什么样子？

　　万科的答案是，绿色、环保住宅。“当中国政策对碳排放进行限制时，万科怎么办？”“当绿色组织来找企业时，万科怎么办？”房地产行业是消耗木材等自然资源的大户，也是碳排放的重要来源，存在着很大的潜在外部环境成本。未雨绸缪，万科主动找到了绿色环评组织，请其去了解万科，并开足马力研发住宅产业化和绿色建筑产品。

　　作为最早开展住宅产业化的国内企业，王石告诉记者，住宅产业化的关键节点技术万科都会申请专利，但这些专利将对行业免费开放，大家共同来促进行业竞争力的提升。

　　“你要把这个看成理想主义，也未尝不可。”王石说。

　　本报记者 阳淼 张晓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