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就像一匹野马，上半年GDP增速达到10.9%，第二季度GDP增速达到10年最高的11.3%。如果央行行长周小川是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他早就该决定再次加息了。

    不过，就算周小川是和格林斯潘一样坚定的货币主义者，央行也不是美联储。美联储的最大优势，在于其制定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格林斯潘能够成为一个传奇，因为他在漫长的联储主席生涯中，由始至终坚持不受任何非经济因素影响，坚持最大可能地收集数据，并在此基础上做出独立判断。

    周小川不是格林斯潘，但他一定对当前的过热越来越担心。早在2003、2004年的那一波经济过热中，他就积极主张使用货币政策。

    周小川当然知道“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货币的流动性比较大、信贷投放过多”以及“外汇储备增长过快”的危险。但国家统计局的新闻发言人郑京平认为，总体增长是“合理”的。根据我的记忆，这已不是郑京平第一次在季度数据发布会上如此表态解释经济高速增长的“合理性”了。

    加不加息，还没有定论，表现了政府决策者的犹豫，因为加息是一把双刃剑。1929年4月，花旗银行曾经概括说：如果信用增长速度低于经济增长速度，就会出现“经济受困、饥饿、社会进步受阻碍、产品生产和销售下降”，然而，如果信用增长速度高于经济增长速度，就会出现“通货膨胀，对经济形势过于乐观，过于自信，投机过度，最后的结果必然是经济的崩溃”。1929年10月，美国股市大崩盘，开启了一直延续到1933年的人类历史上的最大经济萧条期。

    过热还是不过热，为什么充满争议，在于泡沫非常难以判定。如格林斯潘所言，“我不知道有没有泡沫，直到泡沫真的出现”。为了应对泡沫，格林斯潘的做法是提前行动，在危机之前收紧货币政策，哪怕因此牺牲一些增长、牺牲一些就业，也不冒大起大落的风险。

    市场就像“非理性”的人，总有过热倾向；而市场一旦认识到过热，又会倒转出现过冷，而且冷的程度会更加深，导致经济长期停滞和更多失业。可惜，繁荣总让“小心先生”走开，如1970年纽交所主席拉斯克所说，“我无法知道它(危机)何时降临，但我能感到它在逼近，该死的，我却不知道该怎么办”。

    新的宏观数据中，支持延缓加息的只有低通胀率，6月份仅为1.5%的数据表明“总体而言经济增长处于潜在增长区内，没有经济过热”。但新数据基本上还是为进一步收紧货币提供了更多理由。

    在第二季度11.3%的增长速度面前，在资金廉价充足、贸易顺差巨大面前，在6月份城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达到33.7%面前，如果换了小心谨慎的格林斯潘，加息恐怕是难免的事。格林斯潘肯定不愿意犯错误，尽管“错误的开头都是无可指责的理性行为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