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学的发展历史中，如果要举出三个至关重要的人物，我想一定是亚当·斯密、凯恩斯和萨缪尔森。斯密是论述市场机制的，凯恩斯是论述国家干预的，而萨缪尔森把斯密和凯恩斯综合了起来，既以市场调节为主，又由国家干预纠正市场调节的缺点

保罗·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

       2009年12月3日，经济学一代宗师保罗·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以九十四的高龄去世。尽管萨缪尔森在晚年已经退出了经济学家的视野，但他对经济学的贡献永远不会被世人忘记，中国的各代经济学人也会永远怀念这位老人。

       中国经济学人最早了解、也最为熟悉的当代西方经济学家恐怕就是萨缪尔森了。中国老一代的经济学家中有不少人是萨缪尔森的学生，如已故的北大教授陈振汉。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商务印书馆就以“内部发行”的名义出版了已故人大教授高鸿业先生翻译的《经济学》（第五版）节选本。尽管在前言中一再强调这本书是“供批判”的，但中国少数学者还是从这本书中第一次了解了现代经济浓的基本内容。七十年代初，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高鸿业先生翻译的《经济学》（第十版），且全文出版，公开发行。

       这本书对中国经济学的影响无论如何估计都不会过分。“文革”后七七级以后的经济学子就是由这本书引入了现代经济学的殿堂。他们在课堂上学的是“政治经济学”，但看到《经济学》之后，仿佛打开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尽管八十年代初早春二月，寒风一阵阵袭来，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此起彼伏，甚至连称“萨缪尔森是著名经济学家”都被斥为自由化，但《经济学》依然不胫而走。在经济学子们中甚至形成了“开口不谈萨氏书，纵谈诗书也枉然”的风气。那些现在已成为政府领导人、企业家或学者的当年学生，今天谈起《经济学》这本书依然眉飞色舞，激动不已。今天的人也许已很难体会到这本书在当时引起的冲击。

       到八十年代后期，中国更加开放了，学术界不再以“批资”为第一要务，也认识到西方经济学的启发、借鉴意义，经济专业的课程设置中把“西方经济学”列为必修课。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成为学校使用最广泛的教材，即使是中国学者编写的，也以《经济学》为蓝本。以后，又引进了萨缪尔森和其他经济学家的著作，如《经济分析基础》等。我国的学者也正是从这些著作中了解到整个现代经济学，并用来解决经济改革中的各种问题。

       七十年代初，萨缪尔森曾带领美国经济学家代表团到中国访问。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他没有机会与中国同行进行更多的学术交流。自从中国改革开放之后，萨缪尔森由于年事渐高，也没有再来过中国。但他一直关心中国的改革。九十年代，当他的《经济学》第十二版在中国出版发行时，他曾通过录相送来了对中国经济繁荣的祝贺，也希望中国学者用中国的经济来丰富和发展现代经济学。他的一生对中国和中国人民都是友好的。曾有不少在美国学习的中国留学生去拜访他，他都给以热情的接待和指点。

       萨缪尔森尽管对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并没有提出更多的建议和意见，但他的新古典综合经济学的理论与政策主张，极大地影响着中国的经济。萨缪尔森的基本观点是认为市场机制不是万能的，有本身固有的缺陷。他的加速-乘数模型说明了在自发市场机制的调节下，经济周期的不可避免性。这是对市场机制不完善性的证明。他主张的是“私人与政府相结合的混合经济”，即既有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又有政府用国家干预来克服市场机制弊病的经济体制。应该说，这种思想对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相当大影响的。在改革中，我们一方面渐进地建立由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体制，另一方面又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节。我们现在的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虽然与他的“混合经济”并不完全一样，但应该说还是吸收了“混合经济”的一些适用于中国的因素。

       作为战后美国的凯恩斯主义者，萨缪尔森主张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稳定经济。尽管这些政策在七十年代后引起了美国经济“滞胀”，从而受到广泛责难，但当经济遇到困难时，各国政府仍然离不了这两种手段。在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中，各国都采用了萨缪尔森所主张的政策手段。中国在改革发展的30年间，曾多次出现困难，也多次采用这些政策手段。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和从2008年以来的经济困难中，我们都是用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今年政府增加财政支出4万亿元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对缓解经济困难，实现“保八”也的确起到了有效的作用。

       萨缪尔森曾经在一篇文章里专门写道，“面对中国未来命运的支配者，我能够提出哪些简明扼要的建议呢？基于我对微观-宏观理论以及经济史实际情况的了解，我必须建议：中国将来应该以奉行‘适度中间路线’的经济体作为自己的发展目标……中国未来的成功可能会受到美国爱国人士的欢迎。经济绝对不是零和博弈。瑞士财富的增多未必会以美国财富的减少为代价。请诸位务必记住最后这几句话。”

       在经济学的发展历史中，如果要举出三个至关重要的人物，我想一定是亚当·斯密、凯恩斯和萨缪尔森。斯密是论述市场机制的，凯恩斯是论述国家干预的，而萨缪尔森把斯密和凯恩斯综合了起来，既以市场调节为主，又由国家干预纠正市场调节的缺点。当然，萨缪尔森的贡献不止于此。他在1970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评委会对他的评价是，“提高了经济科学的整体分析和方法论的水平”，而正在这一点上，他的贡献“超过任何其他的当代经济学家”。我想这样一个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和经济改革当然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愿萨缪尔森在天堂仍然关注中国经济学和经济改革的未来。

       （本文作者为中国知名经济学家）

       保罗·萨缪尔森（1915年5月15日-2009年12月13日）

       1931年，15时考入芝加哥大学，专修经济学。他后来说，9月2日（芝加哥大学开学的这一天）才是他真正的生日。

       1936年获芝加哥大学学士学位，继续到哈佛读硕士和博士，恰逢凯恩斯发表意义重大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1940年，加入麻省理工学院执教经济学，并在那里度过了余生。

       1941年，发表博士论文《经济理论运算的重要性》，这是他在1947年纪念凯恩斯逝世一周年发表的《经济分析基础》的雏形。

       1947年成为约翰·贝茨·克拉克奖的首位获得者。

       1948年，发表他最有影响的巨著《经济学》。这本教科书历经十几版修订，影响了全球一代又一代的经济学子。

       1970年，成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经济学家。

       1961年担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1951年担任世界计量经济学会会长，1965至1968年间担任国际经济学会会长。

       让经济学在当代政策辩论中扮演某种角色，是贯穿萨缪尔森事业生涯的另一个主题。二战后，他为肯尼迪总统、财政部、联邦储备银行等担任一线顾问的经历毁誉参半。

       他是率先在主流媒体担任经济评论员、并赢得广泛追捧的经济学家之一。70年代，他定期在新年来临之际为英国《金融时报》撰写美国经济预测，虽然常常极不准确，却赢得了大量的读者。他说，“我们都是训练水平很高的运动员，但从未参加过比赛”。

       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后，萨缪尔森撰写过简短的回忆录，将自身与牛顿、密尔等天才比较，“……那段时期我写出了最棒的论文之一。但在我自己看来，我明显是在吃老本。”

       萨缪尔森在经济学的所有领域中几乎无处不在，被称为经济学界的最后一个通才。他曾经夸口道：“我染指了每一块馅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