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因为泄露了客户的个人资料，杨致远曾经在美国国会向一个中国的用户道歉。当时就有一个议员问他，作为企业家，你除了赚取大量的钞票外，难道就没有其他的追求？难道你的人生仅仅是将企业做大？面对这样的问题，你会怎么回答？

　　李彦宏：其实，美国的政治也很功利，尤其是在议员的层面，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的言论基本上是为他的选票而设计的。比如，这个议员的提问，我相信这并不是他发自内心的话，而是说给选民听的。

　　作为企业家，我们应该做企业家该做的事，而不是政治家该做的事。但这并不意味着，企业家一定要将赚钱放在首位。如果市场比较合理，那么赚钱就应该只是副产品。也就是说，当你的企业做好了，对社会有所贡献了，钱就会自然而然地流入你的口袋。但如果对社会产生了坏的影响，伤害了社会，那么钱就会离你越来越远。这是一个正常、合理的市场经济体制所带来的效应。现在，我们所面临的环境不能说已经完美，但已经越来越接近这个状态。

　　只需要琢磨普通老百姓真正需要什么

　　记者：在搜索引擎工具的选择上，社会上有一个约定俗成的现象，那就是，有自主意志的人不太愿意使用百度，而选择其他的搜索引擎。对此，你怎么解释？

　　李彦宏：其实，我不需要解释这个现象。我的理想是用技术改变世界，通过技术让人更便捷地获取信息。所以，在实现这个理想的过程中，我不需要刻意去思考哪类人是我要争取的。我要做的就是，让远在新疆种地的农民能像大都市里的人一样，想知道什么他就立刻能便捷地知道。这是我致力去解决的一个问题。

　　我们的产品设计也完全体现了这个理念，只需要琢磨什么产品和服务是普通老百姓真正需要的。贴吧、知道、百科就是以这样的出发点设计出来的。比如贴吧，已占百度10%以上的流量，但它的用户相对来说比较草根。但这有什么错？中国的十几亿人中大部分是普通人，他们是最弱势、最需要帮助、最需要被服务的一群人，而我们所做的产品、所提供的服务就是要让最多的人从中受益。

　　说百度拿谷歌技术来用这很不公平

　　记者：但有人说，百度所奉行的是拿来主义，就是将谷歌的技术拿过来使用。你觉得，这一说法对你公平吗？

　　李彦宏：这是很不公平的。这里有点细节的东西。1987—1991年在北大读书的时候，我的专业就是信息管理，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在研究与搜索引擎相关的技术。到美国读书后，更是接触了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搜索引擎技术，那时叫信息检索技术。虽然，那时互联网意义上的搜索引擎还没有诞生，但这套技术其实已有几十年历史，而美国一直站在这个领域的最前沿。

　　1996年的时候，我发明了“超链分析”，这是1999年之后，世界主流搜索引擎都采用的一种搜索引擎技术。1998年，在硅谷我也是第一个将长远分析理论和技术运用到搜索引擎的。那时，谷歌还不是一家主流搜索引擎企业，但他们已经在开始使用这套东西。

　　2000年，我做百度的时候，谷歌仍然不是一个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公司，我们也没有想去学它。现在，从我们的产品中，就可以看出我们与谷歌在指导思想上非常不同。比如2003年12月，我们创办第一家贴吧。再早期的时候，大家对中文人名没有进行过认真考虑，比如，“王志”和“王志东”本是两个不同的人，但在英文搜索技术中，人们在检索“王志”的时候就会出现“王志东”的相关信息，因为它们是相互匹配的。

　　我关心很多事情但我能做的还是我的事业

　　记者：为什么对同一词条，百度与其他搜索引擎出来的结果不一样呢？

　　李彦宏：这个问题，我没法给出精确回答。因为对于每一个检索词，在其背后的检索过程中，哪一步起到了关键作用，这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们一直致力于搜集最多、最全的信息索引，但在实际操作中，用户可能会发现相反例子。

　　比如，在百度，检索词越长，用户找到的检索数目就越少。因为，我们认为用户检索的所有词语都应该出现，这样才能确保检索的精确性。但在谷歌或西方的搜索引擎，检索词越长，检索到的信息就越多。它们认为，与检索词中任一词语相关的信息都应该出现。换句话说，百度采用的是“与”逻辑，而谷歌或西方的搜索引擎采用的则是“或”逻辑。对用户来说，检索结果数量的多少并没有太大价值，最关键的是，他想要找的东西找到没有。

　　记者：我印象中，北大毕业的学生都比较有使命感，比较有社会责任心，参与意识也很强，但在你身上，我看到的更多是工具理性，更多是踏踏实实做事。

　　李彦宏：我还是挺有激情的，虽然不能说忧国忧民，但还是在关心很多事情。只是对我来说，我所能做的最大的事情还是管理好公司，还是在我所从事的这个事业。成天去对别人品头论足，这并不能够改变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