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提升。

　　都在抱怨政府天价地太黑的同时，也许大多数人将注意力放在了地价与房价上，尤其是关注政府的地价收入上。其实政府的地价收入都多重新回到了城市的土地之中，变成了房价上涨的基础条件。

　　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中一个明显的特征正是城市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之中，所有的城市政府都在努力的改变城市的形象，不断的加大对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功能的投入。大量的城市在建高速铁路、公路、轻轨、学校、医院、文体设施以及城市花园和改善城市面貌，因此许多地王的出现正在于公路、轻轨的作用；正在于城市花园的环境改变；正在于学校与医院提供了转项的需求。不但所供的土地被社会与投资者重新认识了，周边的房价也在市场中得到了价值的重新认定。

　　环境的改善让价值被重估本就是件合理的事情，而城市的建设与政府的投入又有哪个不是希望提高国民的财富与城市的价值呢？难道会有一个政府专门去想让国民的财富不断的贬值、让国民的财富越来越不值钱吗？如果有这样的政府，也一定会很快被国民推翻的。而提高国民收入分配与提高国民财富价值是同样重要的事，要严厉批判的恰恰是那些想用国民财富贬值来达到推翻政府执政目的的短视者。

　　而政府的大量投入和环境的改变难道不同时应提升房屋的价值吗？

　　五、价格的提升也是一种货币现象。

　　请问：除黄金作为货币发行的后盾因素之外，又有哪个国家的货币是永远升值的呢？有的货币在对其他货币升值时，对本国的购买能力也许仍然是贬值的。既然货币是一种长期贬值状态，相对于不动产而言就一定是货币的升值。

　　请问：三十年前十元钱能买多少东西，而今天能买多少同样的东西呢？这就是典型的货币现象。请问：三十年前的工资收入是多少，而今天又是多少呢？那么收入的增长基础除了生产效率的提高之外，则一定是货币的贬值，因此才有了货币流动性过剩必然导致通货膨胀的理论。

　　如果用银行存款来计算，所有人都会认为存款的货币是在贬值的，同样的钱办了不同样的事情，买不了同样多的东西了。那么对其他产品而言的贬值，在不动产上也同样存在。

　　六、成本因素的变化。

　　沉默因素导致产品的价格上涨是个经济活动中的基本现象，当粮食的收购价格提高时，粮食产品的价格也会提高，房地产也是如此。

　　土地的价格在提高，钢材(4736,-24.00,-0.50%)、水泥等建材的价格也在提高，使用的新材料提高了质量的同时价格也在提高，连工人的工资也在提高，最终的产品——房子的价格自然也会是上涨的。总不能购买者的收入在提高时，让生产者的工资收入下降吧。

　　重要的是中国浪费了三十年低成本实现城市化发展的最终时机，如今不得不承受高成本城市化的现实。在石油每桶2美元时我们失去了机会，只好在大多数国家已在低成本时就实现了高城市化率的竞争中挣扎。煤、铁矿石的低价时代已不会再来了，正视这个成本加速增长的现实，就必须容忍不动产价格的上涨。

　　七、不动产的多重功能作用。

　　从历史的经济周期看，不动产是几乎所有产品中抗通胀能力最强，保值率最高的产品，许多人会在住、用的同时用房屋作为财富保值的工具，使住房在居住之外增加了许多其他的功能。

　　在所有的商品能用于起到金融杠杆作用的融资工具中，住房也是可抵押性最强、抵押率最高和最容易变现的。同时还是数额巨大、政府法律支持和允许的、有清楚的产权制度保护并且是难以作假的。

　　这种融资作用不但可以提高帮助消费，也可以有助于提供投资、生产的资金更重要的是可以将未来的收入流和消费能力变成今天的投资能力和实现消费的。

　　正因为多重功能的作用同时集于一身，因此增加了民众对住房的偏好，特别是供不应求让升值的预期长期并稳定，更促成了价格的上涨。

　　八、中国的传统文化。

　　“有恒产才能有恒心”中国的历史一直给社会一种成家立业要先置恒产的观念。山西的大院就正式是这种传统文化的典型表现。从零开始的置业到逐步具备规模的大院，让人们安心和后顾无忧。

　　同时将遗产留给后人的文化，从历代皇帝传江山开始演变为民间的一种潜意识。没有遗产税，让这种传承的文化成为现代大多数老年人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而对年轻的一代则成为没有私有住房的财富作为生活安全的保障就无法成家立业，让祖孙几代人共同为置业而奋斗。

　　现代的农村也同样，第一桶金大多不是用于再生产的投入，而是首先用于满足居住改善与扩张的需求，哪怕还有吃穿的困难也要先盖房。产的概念已超越了现实生活的能力，但却无法改变这种观念的存在。

　　九、精神上的一种追求。

　　支撑和维系这种传统文化的恰恰是生活对比中的精神需求。租被看成是一种无能和耻辱。其实房改之前全社会不都是在租房住吗？但那时是制度让人们无法拥有财产的权利，一旦这张网被撕破之后，潮涌般的爆发出了一股置产热的力量，让社会与市场在毫无准备之中被冲得七零八落。

　　于是出现了一种特殊的情况，人口普查中发现：低收入阶层的住房私有化率最高，整体的住房私有化率中的高低与收入的高低成反比，反而是最高收入阶层的住房私有化率最低。同样的反比则反映在租房上，最高收入阶层的租房比重反而是最高的。

　　这正是生活的对比中高收入不再为自己的生活地位与消费能力发愁，有没有祖产不是最重要的，生活质量的好坏是最重要的。反之，最缺少精神需求的低收入人群则不得不靠拥有住房财产来保住尊严与地位。

　　正是这种对比中的作用让人们在实物财富的拥有中和精神需求上形成了反差。开着一辆小拉达车的年轻人会对奔驰车表示赞赏，并看不起电动摩托车。同样拥有住房的骑自行车的年轻人则不愿嫁给只有拉达车而无住房的对象，互补中的精神与物质的追求中，更多的人会以拥有住房资产而骄傲，甚至看不起那些租用住房而追求高生活质量的大款们。

　　住房在这种精神回家的追求中成为可靠的港湾，也变成了身份与地位的象征，价格则伴随着这种精神的需求而不断上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