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9日，周其仁、韦森等十几位中国经济学家将云集美国芝加哥大学，参加“生产的工业结构”学术研讨会。他们将在中国经济的语境下，对生产的工业结构进行实证分析。

　　两年前，这些国内经济学家也曾经齐集芝加哥。

　　当时，关于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各种学术活动正在此地展开，芝加哥大学举办的那场以“中国的经济改革”为主题的论坛，事后被证明是西方主流学术界关于中国改革最为认真的一次讨论，讨论内容被广泛传播、引用。

　　这两次重要学术活动的发起人，都是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

　　科斯是这个时代全球公认的卓越经济学家之一。1937年，年仅27岁的科斯完成的论文《公司的性质》，独辟蹊径地讨论了企业存在的原因及其扩展规模的界限问题，开创性地提出了“交易成本”这一概念，创立了产权理论。但直到40余年后，自由放任思潮在20世纪80年代的西方日渐高涨，科斯的理论才受到广泛关注，并于199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虽然从来没有踏上过中国的土地，但是科斯的产权理论对中国改革影响深远。经济学家张五常作为科斯理论的传播者、继承者和创新者，特意把最近出版的《中国经济制度》一书献给科斯，称“他那权利要有清楚界定的理念，唤醒了一个庞大的国家”。

　　科斯的著作很晚才被翻译成中文，但是借助张五常等学者的介绍，从上世纪80年代起，科斯的产权理论就影响了一代中国经济学家。30年来，“科斯定理” 是被谈论最多的经济学理论之一，周其仁认为，中国改革就是“一部未完成的产权改革史”。

　　所谓“科斯定理”实际上是科斯提出的一种观点，因为他从未将“定理”写成规范的学术性文字。

　　该观点认为，在某些条件下，经济的外部性或曰非效率可以通过当事人的谈判而得到纠正。学术界的评价是，这一观点直接影响并推动了当代微观经济学中自由交换、交易成本等重要理论的研究突破。

　　一种较为通俗的解释是，只要财产权是明确的，并且交易成本为零或很小，无论在开始时将财产权赋予谁，市场均衡的最终结果都会是有效率的，从而可以实现资源配置的“佩雷托最优”。也就是说，“科斯定理”为人们提供了一种通过市场机制解决外部性问题的新思路。最新的运用实践，就是欧美等国推行的污染物排放权或排放指标交易。

　　出生于1910年的科斯，幼年时读到马可·波罗的游记，从此就对中国梦萦魂牵。他一直关注着太平洋西岸的东方大国所发生的一切。最近两年，他慷慨地独自出资举办这两次学术活动，目的就是探究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原因，推动中国的经济学研究。科斯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如果不被中断，将对经济学思想产生深刻和有益的影响。

　　在本次芝加哥会议前夕，今年整整百岁高龄的科斯接受了《财经》记者的专访。“我很怀疑我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影响有多大。”他坦诚地说，“变化主要来自于中国内部。不过，我确实对中国的未来抱有强烈的信心。”

　　“中国——这个古老文明之国正在经历一场复兴。据我所知，这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未发生过。”科斯认为，“如果产权没有得到界定，交易费用居高不下，市场经济就难以运转。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一直在通过改革来界定产权、降低交易费用，显然是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科斯希望中国继续努力，“我一直对中国的潜力充满信心。”

　　“人口政策必须尽快改变”

　　这个政策（计划生育）不改，中国就无法维持近年来的高经济增长率。中国现在的人口生育率低于正常的人口换代速度

　　《财经》：中国媒体曾经报道，您说“无论从规模还是速度上来说，中国的经济发展都是个奇迹”。为什么会发生这个奇迹，其奥秘是什么？

　　科斯：我不记得我说过中国经济是一场奇迹。我所说的是，中国发生的一切，是我们无论如何都想不到的。在我看来，“奇迹”带有某种神力的寓意，是我们无法理解的。如果我们知道某个事情的原因，那它就不是奇迹。

　　我没有预料到中国经济会快速增长。在中国开放之后，我鼓励张五常回香港去研究中国，当时香港大学经济系主任的席位正空缺。当时还没有人预料到中国的经济革新，连张五常都没有。当时他说，中国将不可避免地资本主义化，但他没有预料到这个过程惊人的速度和规模。而在当时的经济学家中，他还是对中国经济未来最为乐观的，连他也没想到。

　　我认为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有很多原因，这些原因是当时没有认识到的，或者认为不可能发生的。例如，当时应该思考我们后来在书中所说的“边际革命”，但我们没有。在当时看来，中国发生的事情是在可能性的边界之外。

　　《财经》：这是不是意味着，经济学家把边界搞错了？或者是因为当时的经济学理论让经济学家们得出了一条错误的可能性边界，或是因为他们所知的有关中国的事实是错误或不完整的？

　　科斯：我们当时显然是把边界搞错了。我当时对中国一无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