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6年末突破1000亿美元之后，我国外汇储备迅速增加的趋势就一直没有改变。2005年，我国外汇储备接近8189亿美元，与居世界首位的日本(8400亿美元)之间的差距进一步缩小。
　　众所周知，外汇储备存在一个“帕累托最优”的境界。过多的外汇储备会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如资源浪费，基础货币扩张等。考虑到进口付汇、外债偿还和外资回报等因素，我国外汇储备的适度规模大约为3362.76亿美元，显然，超额外汇储备的规模是相当大的。
　　国际收支的持续顺差，是外汇储备迅速增加的原因。然而，这并非意味着，简单的控制出口和增加进口就可以抑制外汇储备的迅速扩张。原因是，外汇储备激增局面的形成有着极其深刻的国际与国内背景，这就是国际与国内经济不平衡。
　　国际经济不平衡体现为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积累，而日本、中国等东亚国家则持有大量贸易盈余。表面看来，东亚国家出口，获取经济发展所需的资金；美国进口，获取生产和生活资料，提升社会福利水平。这似乎是一个“皆大欢喜”的场面。但这一推论的成立依赖于一个前提，即所有货币在国际市场中的地位是势均力敌的。现实显然不是这样。
　　根据货币竞争的格局，世界各国的货币可以分为三类：霸主货币、重要货币和普通货币。截止到2005年底，美元在国际结算中的比重为65％，在各国官方储备中的比例则高达75％，是当之无愧的霸主货币。欧元、日元和英镑等货币地位虽然重要，但远远逊于美元。而日本以外的东亚国家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影响相当有限，只能属于普通货币。货币地位的不对称决定了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利益分配不对称。
　　东亚国家将出口所得的货币收入(主要是美元)，通过中央银行公开市场购买等形式转化为外汇储备。鉴于美元的重要地位，相当部分外汇储备以回报率较低的美国政府债券的形式持有。美国将海外资金的一部分用来从事利润率较高的研究和开发以及销售和服务(即“微笑曲线”的两端)，提升本土的竞争实力，另外一部分则以回报率要求比较高的投资资本的形式又返回到东亚国家。
　　正是由于美国和东亚国家之间这种独特的循环链，约翰·霍金斯大学的约瑟夫·昆兰宣称“亚洲是美国人事实上的银行”。美国的研发费用和海外投资中的相当部分都来自于东亚的贡献。
　　通过这个过程，美国获取了可观的经济利益。但东亚国家却遭受了经济安全与经济利益的双重损失。具体表现为：
　　第一，经济损失。主要指机会成本。出于流动性考虑，东亚国家将外汇储备投资于收益率较低(大约为5％)的美元债券，但同时，却要以较高的回报率(大约15％)来吸引海外投资，支持本国经济发展。
　　第二，物价波动威胁。中央银行收购美元过程中要投入相应规模的本国货币，从而会造成通货膨胀的危险。而冲销性操作则可能导致利率的无序波动。
　　第三，汇率两难。东亚国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金融市场发育不健全，政策调节效率差，多数选择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但是，这导致它们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既害怕美元贬值引起的储备缩水，也害怕美元升值对其国际竞争力的损害。
　　第四，货币政策自主权的丧失。作为霸主货币，美元享有“先行者”的特权，而东亚国家只能跟随。如果美国通过货币贬值来消除贸易赤字，或者通过提高利率等方式抑制需求，削减财政赤字，势必对东亚经济的稳步发展造成威胁。
　　国际经济不平衡折射出相关国家国内经济的不平衡。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积累和中国等东亚国家经常项目顺差攀升反映了两国(地区)截然不同的经济结构，即美国的高消费、低储蓄与中国的高储蓄、低消费。2005年，美国的储蓄率降低到0.3％以下；而中国的国民储蓄率却高达46％。
　　美国虽然储蓄率几乎为零，但依靠着世界经济增长引擎和国际资本“避风港”的地位，吸引了源源不断的海外资本，从而维持了经济体系的顺利运行。
　　但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国的经济结构的不合理十分明显。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消费支出、投资需求和出口)中，出口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而消费和投资却出现乏力的迹象，即外需旺盛与内需薄弱。
　　内需薄弱体现为消费需求乏力和投资需求结构错位。消费需求乏力可以从供给和需求两个角度考察。就需求面而言，居民收入预期阻碍了个人消费支出的扩张。首先，经济转轨过程中，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滞后于经济发展。我国社会保障的覆盖率极低，农村则基本属于“空白地带”。出于预防性动机，居民储蓄动机积极，而消费动机则较为消极。其次，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空间受到制约。产能集中释放凸现生产过剩问题，挤压了企业利润空间，阻碍了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此外，减免农业税等措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民收入，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依然较大。就供给面而言，符合我国居民消费习惯与消费能力，能够带动新一轮消费扩张的产品还有待探讨。
　　投资需求领域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铜、煤、焦炭、有色金属、家电与汽车等生产部门的投资出现了过热的迹象，但在“三农”和一些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投资却相当薄弱。
　　要消除国际经济不平衡，必须改变货币竞争中“金字塔”的格局，这显然不是一蹴而就的。因此，对于我国而言，最为现实的方案是克服国内经济不平衡的局面，放慢外汇储备的增长速度。
　　“十一五”时期，我国应当将经济发展的模式转变为内需主导型战略。这不仅仅是因为，世界经济史和大国兴衰史的研究发现，内需主导型战略是大国经济的基本制度安排。更为重要的是，我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面临着难以持续的局面。
　　一方面，我国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成本优势正在减小。我国产品的成本优势主要来自劳动力成本低廉和币值适度低估。随着人民币汇率制度的转型，人民币低估所创造的成本优势必将逐步消除。低廉劳动力优势也面临着威胁。过去，中国经历的是一个典型的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路径。农村转移出的大量廉价劳动力为劳动密集型产品奠定了坚实的国际竞争优势。虽然近年来，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增长十分迅速，但依赖的主要是外资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较差。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外国公司低成本的装配基地。然而，随着老龄化社会的临近，资源禀赋所创造的“人口红利”正在减小，甚至会逐步消失。近年来，沿海地区，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地区出现的“劳工荒”和“技工荒”已经延伸到劳动力外流地区，就是相当明显的信号。
　　另一方面，贸易摩擦的愈演愈烈也加剧了我国在国际市场上竞争的困难。自加入WTO以后，面临的贸易诉讼几乎可以遍及纺织品、农产品、玩具和电子产品等出口产品的所有种类。并且，贸易摩擦已经不仅仅来自欧美等发达国家，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在贸易领域的矛盾也日渐升级，出口市场遭遇着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