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建行上市之前，我接待了许多来自海外的投资者，他们都非常关注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持续发展，也不约而同的对建行的改革表示了极大的关注，但同时也对此提出了许多问题。归纳起来，这些问题主要有：建行得到注资处理了巨额坏账，但是决策机制不改变，如何保证不再出坏账？郭树清先生不是银行家，怎么治理现代银行？这么多问题，谁来买建行？这些问题非常具有代表性，基本反映了海外投资者对中国的银行普遍的成见、疑虑、担心和不信任。其实我当时也有建行上市面对非常不利的国际市场氛围、困难重重、能否成功不容乐观的忧虑。

    但接触到这些来自国际市场上的看法后，我更坚持认为，中国的银行的重组不能完全因循过去的思路，一个外部世界从来不了解的银行、不透明的封闭式机制，是无法得到国际投资者的认同的。我一直认为，银行改革中引进战略投资者是一个正确的尝试。我国银行也曾经历了几次变革，但基本是闭门造车，治标不治本。2005年银行改革也正是在前所未有的危机意识中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

    引进战略投资者成为银行改革的重要战略性安排，以股权换机制，“注资-改组-上市”的改革思路已经形成。风险控制、信誉体系建设、巴塞尔协议要求等国际标准逐渐成为银行体系的基本游戏规则，以建行、中国银行和工行的上市作为阶段性改革指标，金融生态正在发生变化。但我认为，引进战略投资者只是有利于中国银行业改革开放的必要条件之一，中国的银行业能否改革成功还要借助外部战略投资者的压力来推动内部的实质性改革，如果改革不彻底，正确的战略也会前功尽弃。特别是最近中国银行双鸭山四马路支行的9.146亿元承兑汇票大案，在震惊之余，对于银行改革特别是对引进战略投资者的战略方针能否成功，提出了更深刻的问题，这项决策能否真正达到预期的目标，总结中行的9亿汇票大案的教训，有三方面的改革要进一步引起注意：

　　第一，执行制度比建立制度更难。银行承兑汇票涉及不同的银行，在每间银行内部又涉及不同的部门，参与每一道程序的机构和部门都有严格的监管、复查的系统和职责。但是四马路支行的案件居然在多家银行之间循环周游达两年之后才曝光。这不得不使我们意识到“有规不循，有矩不蹈”问题的根深蒂固和积重难返。

　　“股权换风险控制机制”是引进战略投资者最重要的机制建设目标之一。在银行改革过程中，风险控制的机制、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建设，应该是重中之重。然而，四马路案件竟然发生在中行正大力建立操作风险防范机制之时，可谓“明知故犯”，使我们感到严格地执行制度和规则甚至比制定规则和制度困难得多。银行改革乃至整体金融业的改革要在制度建设的同时，加强执行力度和司法问罪力度，加大违规违法的成本。否则，再好的制度也会“形同虚设”。

　　第二，建设软环境比建设硬环境更难。银行的改革，国家下了很大力度剥离银行坏账，向银行直接注资，力求达到巴塞尔协议关于8%资本充足率和坏账准备金率的标准，也力求达到海外资本市场的上市标准。严格说也卓有成效。不少银行已经逐渐接近这个标准，有些已经达到标准，如各银行花巨资聘请国际著名金融系统提供商，建造的国际水平的信息管理系统等，这些都大大降低了银行整体风险。但是，硬件或硬环境的建设，还不能说国际接轨已经完全到位，四马路的汇票诈骗案就发生在中行硬环境基本完成、各项硬性指标基本通过验收之时，这些案件显示，我们的软环境可能严重缺位。所以，在经过了前期的改革之后，现阶段特别是出现由人引发的操作性犯罪案件时，我们更应关注人的素质的提升、诚信原则的建立，以及对职业道德、遵纪守法、合规经营等理念的培养。

　　第三，神似比形似更难。“股权换机制”引进战略投资者的战略思路，其核心是引进管理理念、风险控制机制、多元化的服务和产品，以及各种现代企业管理的流程。需要重视的是，复制外资银行的组织结构，或者“依样画葫芦”地设置一些部门和岗位，从形式上采取拿来主义，移植外资银行的模式，并不是难事。但是外资银行内部机制的实际运作，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如何保证每一部分都能有效率地安全运行，把各种风险降到最低，这才是引进的根本。金融体系下一步应该使引进战略投资者从“形似”变“神似”。

　　因此，推动和深化引进战略投资者的过程，务必要达到预期的目的。如果“股权”换不到“机制”，或者像过去许多合作那样，换来的只会是“纸上谈兵”；同时，要以与战略投资者的合作期限为时间表，建立起是否适时换到了这样的“机制”、是否有执行失误等问责机制；要像战略合作伙伴一样自主创新，要培养核心竞争力，要主动适应各种重大制度性的改革包括汇率、利率体制的改革。只有等到大案要案减少、坏账不再大幅增加、利差经营模式有所改变、中国的银行能够与国际竞争对手同台竞技，等到“股权换机制”的验收之日，才是我们对引进战略投资者策略的成败评说与定论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