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之失

　　正是因为没有严厉的法律和政策约束，让牛根生一直引以为傲的道德优越感在行业潜规则面前不小心打了一个盹，从而让三聚氰胺这个恶魔从眼皮底下扬长而去。以道德为盔甲的牛根生，因为没有法律和政策的“严师”督导，最终功亏一篑。

　　其实早在2007年3月30日，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就宣称，他们在来自中国徐州安营生物技术开发公司的麦麸中发现了三聚氰胺。2007年4月30日，《纽约时报》发表长篇报道，细节性地报道了中国畜牧行业普遍存在加入三聚氰胺的问题。但我们不是引以为戒，反而怒火中烧，指责西方国家“妖化”中国。

　　在最近出台的《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中，对监管部门的职责和法律责任作了三个方面的规定：一是明确监管部门的职责分工，并对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职责提出严格要求；二是严格领导责任；三是明确监管部门不履行职责的法律责任。对此条例，评论家许晖的态度是“值得赞扬并期待其成果”。他认为：“我们的政府现在几乎已经变成了一个‘救火政府’，总是疲于奔命地到处‘救火’，在处理完一桩事故之后又再提心吊胆地等待着下一桩或许更加严重的事故发生。这就是恶性循环。如何让那些叠床架屋的各种法律和条例文本落到实处，才是关键所在。”

　　名声之惑

　　产权纠纷让张瑞敏闭嘴了，汶川地震让王石闭嘴了，房地产泡沫破灭让潘石屹闭嘴了，乳制品安全危机让牛根生闭嘴了……在2008年，中国企业家集体陷入了道德危机之中。

　　对于此次质疑，牛根生觉得很冤。他说：“第一，我把股份全捐了，这在企业界是最早、最彻底的一个，我不可能捐了钱又骗钱；第二，我48岁就把总裁让出去了，法人代表也让出去了，这说明我不贪权；第三，我对自己的家人要求很严。在国营企业干的时候，老婆才30岁出头，就让回家了，一失业就是20多年。创业后，直系亲属都不准进公司。一个钱能捐出去、权能让出去、每年还拿出两三千万做慈善事业的人，能往牛奶里加三聚氰胺？”牛根生面对那些质疑和谴责他的人们反问：“一个想留芳百世的人，会冒险做有可能让他遗臭万年的事情吗？”

　　难道他不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作为行业领袖，他竟然让那些毒品在眼皮底下横行多时却毫无察觉，这种无知和失察本身就是一种罪过。

　　看来他头脑里还是没转过弯来，没有明白有得到也得有担当的道理。从某种程度上讲，牛根生是栽在了他自己手里。他对个人财富比较淡薄，但对自己的名声却看得太重。一个人独善其身无可厚非，但这种对名声的追求和企业紧密地联系到一起时，则要相当谨慎地对待了。

　　个人形象无疑对企业形象有很大的提升作用，但如果两者合二为一，则会有很大的风险，因为人非圣人，孰能无过？这就是王石和牛根生为什么会很受伤的原因所在，他们高迈的道德形象一旦受到损害，会直接导致企业股份大跌，甚至变成企业的负资产。

　　人们为什么不理睬潘石屹却一直和王石较劲？人们为什么会相对忽视田文华而重点炮轰牛根生？正是因为他们完全神话了自己，占领道德和名望的巅峰。当天塌下来时，一定是先砸着高个子！

　　牛根生有一种幻觉：觉得自己是民族品牌，所以蒙牛的倒下是民族的悲哀。这无疑是对民族感情的绑架：首先，蒙牛果真是货真价实的民族品牌吗？它的注册地在开曼群岛，从法律上来说，应该是外企；其次，民族品牌是指那些伤害过这个民族身心健康的品牌吗？再者，保护民族品牌的情感能凌架于市场优胜劣汰法则之上吗？

　　当人们还在高声指责牛根生时，那意味着大家还对他寄以企盼；当有一天骂声停歇的时候，那是人们无情地把他给遗忘了。牛根生目前要做的，就是勇于面对、真诚道歉、努力补过，从而挽回人们对他和中国乳业的信心。

　　当然，如果真有一天牛根生“倒掉”了，对他本人来说是一种悲剧，也值得人们叹惜，但对于整个民族品牌和行业来说，未尝不是一种福音。因为，这对后来者是一个最好的警示——连牛根生这样的人都受到了严厉的惩罚，看还有谁敢做恶或漠视做恶的行为？

　　相关阅读：

　　【人物透视】牛根生：从“农民起义”到被“招安”

　　牛根生：功高盖主，三次辞职，从伊利出走

　　牛根生：两把“板斧”定蒙牛江山

　　牛根生被中粮“招安”：为慈善而退

　　牛根生：蒙牛成功得益于五个方面

　　牛根生：企业家把人做好的三个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