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学生的怀疑

　　“我从小就是好孩子、好学生，根红苗正，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我如此笃信并践行着所接受的东西。你想想，一个想法单纯、积极向上、非常热情的青年人，他的信仰一点一点被现实无情击碎。他在社会上打拼了一二十年以后，遍体鳞伤，为什么？他发现他所接受的那套教育是行不通的，你知道这多可怕吗？多可悲吗？”

　　1969年，雷军出生在湖北仙桃一个教师家庭。他的中学时代，学习的氛围颇为浓厚，“我们仙桃中学也还挺厉害的。6个班考了了17个清华、北大，我高二的同桌上了北大，高三的同桌上了清华。”一直处于前几名的雷军，拿着上清华北大的成绩上了武汉大学计算机系。

　　18岁的雷军进入武汉大学，为了不落后于人，他戒掉了午睡的习惯，把时间分割成以半小时为单位，为自己制定好每半小时的学习计划。

　　在武大还发生了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对雷军来说，他在大学的图书馆看到了一本叫《硅谷之火》的书，一本讲述乔布斯等人在硅谷发起技术革命的书。至今，提到这本书，雷军似乎依然热血沸腾，他甚至可以迅速把那本薄薄的貌不惊人的书放在记者面前。

　　20岁，他用两年读完别人4年才能读完的课程，并包揽学校几乎所有的奖学金。22岁，与人合著《深入DOS编程》、《深入Windows编程》，成为程序员争相阅读的红宝书，可谓少年成名。雷军记得很清楚，大学班上百十来号人，他入学的成绩是第24名，毕业的时候是第6名。

　　雷军1992年进入金山公司，6年后出任首席执行官。他延续了大学时的勤奋。原金山高级副总裁王峰回忆，当年雷军每每在下班之后约他在办公室谈工作，一谈就到半夜。16年来，对于雷军来讲，这种劳模式的生活实在是太正常不过。

　　在软件业，金山被称为执行作战能力和行政组织能力都非常强的一家公司，但这说明不了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金山陷入“前有微软，后有盗版”的窠臼里。以金山为代表的中国软件公司死扛民族软件旗帜，雷军接受的教育让他笃信：不怕苦，不怕累，人定胜天。

　　雷军一直活在他这一代人的宿命里，他一直接受这样一套规范：从好学生到好员工，从好员工到好领导。他从未对这套规划和体系产生过任何怀疑。在他的带领下，金山软件、金山游戏、金山的电子商务，都做到细分领域前几名，但是，金山依然成不了一流公司，甚至连IPO都要苦战若干年。

　　怀疑开始在心里生了根，先是对他早年所接受的教育。雷军第一次去香港，发现凌晨3点街头很安全，并非传说中的黑道横行，他第一次崩溃。

　　此后，他去美国待了几个月，发现外国的月亮真的比中国“圆”，他又崩溃了。“你叫我说什么好呢？我们整整一代人，都挺可悲的。”

　　这种怀疑到后来，就衍变成了对金山的商业道路和价值体系的质疑。“其实在金山后期我就觉得不对了，当你坚信自己很强大的时候，像坦克车一样，逢山开路，过河架桥，披荆斩棘。但是当你杀下来以后，遍体鳞伤，累得要死，你在想，别人成功咋就那么容易？”雷军在反思。

　　雷是一个重义气的人。尽管没能成为传奇，金山还是上了市，虽然市值是国内某些互联网大公司的零头。

　　比雷军大5岁的张朝阳，清华毕业后去了麻省理工学院。在异国文化的氛围中，他很快就完成了自我转变，而不用遍体鳞伤。

　　张朝阳在接受柴静采访时说：“到美国之后，我变得非常反叛。我在银行里从没有存款。买车一定是敞篷车，开车路过商店时要来个急停调头，进去买一副墨镜戴上……穿衣服一定要穿Polo，甚至梳过Ponytail(马尾)。那时我希望过Cool的生活。”

　　在决定经商之前，张朝阳早已放弃了诺贝尔物理学家的梦想。他认为诺奖得主并不是那么受人注目，可能看100万次电视才会出现一次杨振宁的面孔。

　　1996年，张朝阳听到华裔科学家崔琦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时，竟然没有一丝震动。在他看来，那个社会的传奇是另外一些人。

　　张朝阳和雷军心目中的英雄是同一类人。所不同的是，没有包袱的张朝阳抓住了互联网浪潮里的一朵浪花，而雷军则带着少年的不服输，在16年的时间里，以为以己之力，能改变一个产业的宿命。结果什么也没有改变，他心生去意。

　　2007年12月，在记者见面会上，雷军用深深的一鞠躬纪念自己任职的最后一天。在中层沟通会上，他连续鞠躬三次，才得以平复员工复杂而激动的情绪。雷军说：“我终于把债还完。”

　　他离开了，思考了大半年，对媒体屡次提到“五点反思”：人欲即天理、顺势而为、广结善缘、少即是多和颠覆创新。他对自己说，“金山就像是在盐碱地里种草。为什么不在台风口放风筝呢？站在台风口，猪都能飞上天。”

　　然而碎了的信仰，如何重构？仅仅找到风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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