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A创新传播机构创始人、前《创业家》杂志主编申音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王兴知道美国有什么，并能看出这在中国是否有市场，这是他的优势，但我们希望他能作出更多原创性的东西出来。”

　　王慧文告诉我，当年，他们的美国投资人在拜访腾讯、千橡等公司之后对校内网的未来感到忧虑，打了退堂鼓。他向我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假想中的腾讯、千橡是如何张牙舞爪地吓唬投资人的。我忍不住笑起来。

　　在中国，“创新”前面加了一个“微”，变成了流行的“微创新”概念。多数时候，它只是“抄袭+改良”的遮羞布罢了。小公司指责大公司山寨他们，让小公司没有活路；但是，放眼望去，小公司的创新多半也能在国外找到相对应的原版。

　　这是中国互联网的尴尬：为什么中国出不了Facebook？

　　谢文认为陈一舟收购校内网之后，急于做收入，急于上市融资，没有将校内网往平台打造。它学开心网，急于做应用，讨好身为年轻人的核心用户，以娱乐为主。等它向全社会开放的时候，已经没人认同了。“人人就是个社交娱乐网，赚了点钱，没有了后劲，离Facebook越来越远了。”

　　这个始终严厉批判国内互联网从业者的创新意识的观察家，认为中国的创业者过于实用主义，追求短、平、快，哪个产品火就做哪个，缺乏Facebook的创新意识和颠覆意识。

　　“国内的SNS做得有好有坏，但离Facebook差距太远了。一方面，国内有QQ，抢占了不少市场；另一方面，我们与美国整体差距挺大的。做一个顶级公司，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一个团队能搞定的。从IBM、微软、Google到Facebook，是四代顶尖IT公司。做到这个程度，不是个人和团队的努力，而是综合国力和社会水平的体现。差距是全方位的，如果我做，我也做不到Facebook那级别。像百度在中国很牛，但和Google不是一个量级的。”王兴说。

　　2011年春节，王兴去美国姐姐家过节。他姐姐也是软件工程师，在硅谷安了家。这一次硅谷之旅，对王兴冲击很大。“硅谷真的相信科技改变世界，他们已经走出了IT的圈子，生命科学、能源等都冲到了前沿。硅谷有个民营公司做火箭发射，做了八九年，NASA（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已经将15亿美元的合同交给了这家公司。为什么发射火箭一定要让政府干？他们真的相信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一位Facebook的普通员工带着他参观了公司的里里外外。这在中国是难以想象的事情。在Facebook，王兴感受到了优秀工程师和普通工程师的巨大差距。Facebook大概有500名工程师，大概十来名工程师管理着图片应用的十万台服务器，Facebook用户每天上传上亿张照片。“在中国拥有500名以上工程师的公司太多了，但工作效率没法跟美国比。”王兴说。在Facebook，他听到这一句话：好的工程师和差的工程师，差距是10万倍。这让他感到震惊，他以为觉得是10倍甚至100倍的差距。

　　自2006年在美国投资人那里融资失败后，他再也没找过美国投资人。这次硅谷之旅，他见了美国一批顶级投资人。这些投资人不仅关注财务回报，还关注是否能够改变世界。“我想活在一个更好的世界里，每个人都是这样想的。但我们注定在这个世界里，不可能在别的世界里，所以我们做好事情，改变世界，对我们自己是有好处的。”

　　他深刻意识到中国与美国的差距，像云计算这样根本的变革，国内外的差距如同100多年前外国有蒸汽机中国没有的差距。他为此着急。

　　在他眼里，国内的创业环境正变得更好，“各个角落都在改善，融资也更容易了，VC更多了，天使投资也更多了”。对于国内时时刻刻在提的“创新”，他认为“创新很难直接鼓励，只能鼓励尝试，甚至鼓励失败”。

　　在谢文眼里，王兴是这一代年轻人出类拔萃的代表。同龄的创业者里，他认为豆瓣的杨勃、Discuz！的戴志康，与王兴一样，有理想、有创新精神、有强烈的追求，品质不错，正是他理想中的年轻人。

　　2011年上半年美团每个月的收入都有七八千万元。王兴说，下半年增速会更快。这个小学时候就觉得自己当校长能做得更好的年轻人，这个始终相信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年轻人，这个被视做理想的年轻人的代表的创业者，现在已经看到了成功的希望。接下来的问题是，等美团成功之后，他会在创业的路上走得更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