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种橙？

　　这片橙园让褚时健又回到了聚光灯下。他仍然是一个财富英雄。2400亩山地，固定资产8000万元，年利润3000万元，产出的橙子在市场上供不应求。一位昆明经销商对本刊记者说，褚时健种的云冠牌冰糖橙分三个等级，最好的卖到14块/公斤，最差的一等8～9块/公斤。而随后上市的湖南冰糖橙，只有6.9元/公斤。他的果园已经成为新平县发展现代农业的典范，不仅让土地产生更多的效益，还让农户也分享到了繁荣。2008年公司果农户均收入最低1.2万元、最高2.4万元。但现在，山上的员工告诉本刊记者，110多户种植农户中，第一等级的农户，最高年收入已经达到6万元。而技术员的年薪足以达到10多万元，不低于一个大城市的白领收入。

　　与山脚的现实比起来，更能明白为什么它会成为新平县发展现代农业的典范。水塘镇镇长刀文高告诉本刊记者，去年镇上年人均收入只有2929元。镇中心道路狭窄，市面萧条，山脚下的村庄更是茅檐低小。贫穷仍然是这里最普遍的社会烙印。即便身居高位，也很难躲过贫穷的心理压迫。褚时健的辩护律师马军曾替多位云南的落马高官辩护，其中一位是“原来云南林业厅厅长，当过昭通地委书记，也是个老干部，收受贿赂20多万元，最后被判刑。逮捕时20多万还在他保险柜里锁着，为什么没用？他说这20多万是准备拿回老家去修一条过河的桥”。马军说：“我记得云南省前省长李嘉廷委托我当辩护律师时说的一段话。李嘉廷说，他穷怕了。几百年来，从那个穷山沟出来，小时候就没穿过一件好衣服，没穿过一双好鞋子。后来上了学，当了官，家都不敢回。为什么呢？到那个石屏县，老家的那些穷亲戚来了，这个要那个要，没办法，所以想着在位的时候搞一些，以后退下来回家修修路、建建房。”

硬寨梁子橙园中堆放着用褚时健独特配方配置的肥料

　　褚时健去年也刚从经营果园的收入中拿出几十万元，给老家的百姓装了一条20公里的水管，可以解决300多亩山地的灌溉。对贫穷，褚时健有自己的记忆和恐惧。他从小家境贫寒，成年后，因为政治动荡，家庭生活一度困窘。1959年，褚时健被打成“右派”去农场报到，妻子马静芬也被单位劝退。她拖着病体，在昆明一个人带着7岁的女儿，靠给别人织毛衣生活，一个月挣六七块钱。天天织毛衣，一个指头都弯掉，一个月才挣六七块钱，还是维持不了生计。

　　对这一代人来说，对金钱的态度有一种矛盾的价值观。他们个人并不那么在意奢华的生活。褚时健一直保持着节俭的生活习性。他总是穿蓝色的老式塑料拖鞋，宽松的棉布裤子，不会扎领带，一件白衬衣因为穿着多年，领口泛黄，袖口也微有污渍。一根皮带用了20多年，比公司年轻员工的年纪还大。刀文高对褚时健的节俭也记忆深刻：“有一次碰到他在镇上饭馆吃饭，一盘腌菜炒肉末没吃完，他亲自打包。”

　　去年褚时健刚拒绝了一家公司希望帮他将果园运作上市的提议，因为“没的这个心肠跟他们玩”。但他也希望获得更多的金钱，这种愿望融合着各种复杂的情感：荣誉，自我价值的证明，对家庭以及家乡的责任感，以及安全感。褚时健向预审人员解释自己为什么会在退休前私分账户时说：“当时新的总裁要来接任，我想，新总裁接任后，就得把签字权交出去了。我也辛苦了一辈子，得为自己的将来想想，不能白苦。所以我决定私分了300多万美元，还对罗以军(总会计师)说，够了，这辈子都吃不完了。”当有记者问他：为什么当初想来承包果园？褚时健低头想了想说：“心里不平衡，现在的国企老总一年收入几百万、上千万，我也不想晚年过得太穷困。另外，我70多岁出监狱，总得找点事做，让生活充实点。”

　　他决定种橙子。这是他的老家华宁县的传统作物。老伴马静芬说：“以前社会上有很多人说，你褚时健搞烟厂搞得那么好，那是因为政策好，云南烟得天独厚，烟厂交给挑扁担的都成。他做果园，就是想否定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