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股与创业

　　荣宗敬和荣德生是抱着同样理念和信心去经营振新纱厂的。

　　从外在环境看，“一战”爆发后面粉业的情形也出现在棉纱业，荣氏兄弟意气风发地制订了棉纺工业发展计划，决意将振新纱厂的产能提高几个台阶。然而，作为管理者的他们太过单纯，忽略了“产权掣肘”，毫无意外地遭到保守的董事会的否决。

　　1914年的一天，振新纱厂召开董事会，荣德生第一次提出那个发展计划：增机扩建，发展4家工厂，无锡振新一厂、二厂设在上海，三厂设在南京，四厂设在郑州，纱锭数量随设厂数相应提高，由3万增加到30万。荣德生刚说完，董事会就炸开了锅，股东们几乎一边倒地反对他。

　　反对者毫不避讳地指出自己唯一目的就是赚钱，如果按照荣德生的方案，将赢利滚动投入建新厂，永远无法分到现钱。这些人并非全是鼠目寸光之辈，有些身兼洋买办等职，只是在风雨飘摇的时代缺乏安全感，所愿无非人财两全，都是抱着赚快钱的心理投资，所以会联合反对荣德生。

　　1914年秋天，关于发展计划的纷争上升为诉讼。大股东荣瑞馨以账目不清为由要求查账，并暗中联络其余股东，要求将振新盈余以现金形式发放红利。协调无果，荣氏兄弟认为留在振新于人于己都是折磨，决意退出，重新创业。

　　年底，在无锡商会的见证下，振新拆股，荣氏兄弟用振新股份与荣瑞馨所持茂新股份互换，最后尚余3万余元留在振新，以示不忘创业之情。

　　荣宗敬发愿：“我能多买一只锭子，就多得了一支枪。总应在50岁时有50万纱锭，60岁时有60万，70岁时有70万，80岁时达到80万。”在他心中，此乃进军纺织业的宣言。

　　荣氏兄弟撤股出来时已到年底，国内棉纱市场正处于变革前夜。因战事牵连，交战国由生产过剩转入生产不足，纺织品紧缺，致使价格急速攀高。一夜之间，由倾销转为进口，曾经在中国市场铺天盖地的洋纱、洋布转眼间消失无影。

　　突如其来的改变让中国棉纱界一派鼓舞，各家工厂加紧扩张步伐，争抢洋人留下的市场空白。因供小于求，棉纱厂获利倍增，社会上流传“一件棉纱赚一只元宝”的说法，虽有夸张成分，亦可见此项事业诱惑力之大。

　　转过年来，面粉厂筹建有条不紊，荣氏兄弟开始把更多精力投放到纺织业。

　　荣德生笃信风水，反复查阅典籍，希望为新工厂寻找一个上佳位置。一天，他从《杨公堪舆记》上读到这样一句话——“吴淞九曲出明堂”，大意是说吴淞江经过九道转弯，将有一块风水宝地。荣德生按图索骥，果然在周家桥发现吴淞江第九道转弯，于是笃定地认为，此处便是理想的建厂之所。

　　当时的周家桥还是一片人迹罕至的荒芜之地，几经考察，发现唯一勉强可以充作厂舍的只有一处破落的场地。这是一位意大利地产商的产业，不久，意大利商人开价41000两，挂牌出售这块场地。荣氏筹资将其买下，开始打造自家的纺织厂。

　　荣氏从振新纱厂得来一个教训：稳定的组织结构是正常经营的保障，必须在企业拥有绝对控股权才能有效开展工作，企业需要上下一心。于是，在招股时，荣氏兄弟保持55%股份，另一位朋友持股25%，其余20%为散户所持。

　　1915年10月，当36台英国进口纱机开始转动起来的时候，历时5个月的筹建工作宣告结束。荣宗敬、荣德生为该厂定名“上海申新纺织厂”，即申新一厂，作为其棉纱事业的新起点。

　　申新的组织形式别具一格，与多数企业采取的股份制公司形式不同，它采用了股份无限公司的形式。企业不设董事会，股东会亦无大权，经理总掌大局，对企业全权负责，甚至拥有不经股东会改组企业的权力。

　　这种组织结构的优势很快显现。申新开工仅两个月，1915年底即实现2万元盈余。企业利润节节攀高，到1916年利润达11万元，1917年达40万元，1918年为80万元，1919年达到100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