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1年到1995年，孙陶然搬了很多次家，从五道口的小平房，到北洼路，再到双榆树。他和现在的北漂一样，居无定所，不一样的是他从来没有不踏实的感觉。

　　1993年，孙陶然有了一个大哥大。大哥大稀缺珍贵，一个大哥大两万八千块，交了钱之后还要等半年才能拿到。这时候的孙陶然喜欢穿西装和风衣。“在秋天的街道上，骑着自行车，然后突然停在路边，一只脚支地，从怀里拿出大哥大‘喂喂’打电话。到了酒吧或者其他有桌子的地方，从怀里拿出大哥大，刷地一下立在桌子上，黑砖头一样的大哥大可以立刻吸引一场子人的目光。”

　　孙陶然觉得这些具有时代烙印的场景一定要保存下去。他正在琢磨一个剧本，是关于他们这个年代人的故事。

　　获得机遇的中间一代

　　“我们前面的人，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考虑自己的利益少一点。后面的人正相反，埋头赚钱的念头更强，忧国忧民的使命感则少一些。而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则兼顾了两者，既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同时也在乎个人利益的得失。”

　　1996年，孙陶然作为创始人成立了一家叫作世纪星空的咨询顾问公司。他找到杨元庆，说这家公司可以给你们提供品牌和市场营销方面的顾问，一年300万。当时顾问公司的两个首席顾问，也就是后来蓝色光标的许志平和陈良华，听说孙陶然把自己的智慧卖到一年300万时吃了一惊。1996年的北京市社会平均工资是679元。孙陶然说：“没问题，我觉得你们值这个价。”

　　“那是一个只要你敢想，就可以去做的年代。人们从心底深处觉得应该赶快做点什么事情。大家喜欢去想做什么工作能有更大的舞台，做什么事情能让自己显得更体面。”

　　1995年，孙陶然在电话里和一个朋友聊天，听说《北京青年报》正在筹划一个电脑专刊，他很快决定自己要去做这件事，于是创立了《电脑时代周刊》。

　　1996年，有一次他的一个朋友找到他，说要成立一家公关公司，他投了钱，这就是后来的蓝色光标公关顾问机构。

　　1998年，四达集团成立恒基伟业电子产品有限公司的时候，孙陶然一开始并不想去，他觉得他的广告公司可以做成一个传媒集团，因为他有DM直投，有咨询公司，有公关公司。同事劝他说，做广告只能做到几千万的规模，但是做产品可以做到上亿的规模。孙陶然想，做广告始终做的是乙方，现在有机会做甲方，不妨一试。1998年底，商务通上市。在随后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就成为PDA市场的一枝独秀，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市场份额保持在70%以上。“商务通”也成为中国当时最炙手可热的商务品牌。

　　回头去看，孙陶然的成就尽管在一开始都带着某种“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幸运，但是“一旦开始就全身投入”、“做一件事情做到最好”仍然是关键因素。在这种信条下，孙陶然舍得为每一件事情花心思，这种心思后来被他总结为“比别人多一点点创新”。

　　他在优米网“孙陶然创业传记”中曾经说到商务通的几个创新：渠道上首次采用小区域独家代理、先款后货的方式；产品上比同类PDA查找电话号码要方便；同行业中第一个使用代言人等等。

　　在孙陶然之前的中国企业家中，“创新”这个词的意义更多时候是用于对应他们做出创业选择时需要放弃的那部分东西；但是从孙陶然的年代开始，创新成为中国商业世界再也无法回避的一种态度。

　　孙陶然对他所在的时代充满感激，他认为这个年代的人具备“中间代”的特征：以一种妥协的方式让自己的理想存活下来，既不丢失，也不放弃。他们保留着60年代的理想主义，同时，对世界的认识和自我意识也已经觉醒，相对后来的80后，他们又更懂得通过把根系更加牢固地扎向大地来保护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