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媒体行业(尤其是媒体巨鳄之间)的并购风起云涌，商业信息行业的发展势如雨后春笋，但道琼斯公司既没有兼并其他媒体(由于道琼斯公司把收入的很大一部分都作为红利支付给股东了，它是有斥资兼并其他媒体的迫切需要的)，也没有被其他公司所兼并。

　　这种不同寻常或者说来奇怪的状况其实是由一个人的说法、感觉、风度和表现来决定的。对他而言，做好这项工作保持风度固然重要，同时也不能忘了自己只是一个没有任何主动权的葬礼承办人。

    　康比德(Peter Kann)为人四处逢源，他原来是《华尔街日报》的记者，曾因优秀的国外新闻报道获得过普利策奖。康比德1989年升任《华尔街日报》的发行人，1991年成为《华尔街日报》的首席执行官，后来更是跃升道琼斯公司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不论你什么时候见到他，他总是一如既往地谈吐优雅、思维敏锐、彬彬有礼，甚至看起来还略有些害羞。其实，这正是康比德最卓越的技巧和智慧所在：因为他备受爱戴，因此没有谁愿意让他失望、让他受伤或是与他为敌。康比德是一个原则性很强的保守派、一位满腹经纶的美国新英格兰地区才子，也是有些悲情色彩的男人，他太太弗兰西斯卡梅艾尔1983年离世了。他的这种处世之道也和别人拉开了一定的距离，这样别人就很难逼他就范。在维持这么大的一个新闻机构的运转过程中，他身上的悲情、软弱和能力掺杂在了一起，体现出了一种贵族气质。

　　康比德在接手成为道琼斯公司首席执行官的时候，班氏家族再次向他申明了多年相传的戒律—不许出售公司。当年他执掌《华尔街日报》的时候，班氏家族也曾授令于他，不许出售《华尔街日报》。康比德不得不这般恭敬有礼、忧心忡忡、思维敏捷，只有这样，班氏家族的人(尤其是决定家族财权和风气的班氏家族年长成员)才会保住他们的位子，正像康比德兢兢业业地守护着道琼斯公司一样。班氏家族的年长成员一听到要和什么生意上的事打交道就会头疼，家族中年轻成员的“恐商症”或许要轻一些。如果没有什么事情需要他们费神处理的话，那就再好不过了。

　　康比德决定，如果没有人要出价收购道琼斯公司，那么就没有必要和公司的控股股东谈起生意上的事。康比德和道琼斯公司的律师们早就有过结论，如果有人只是表达了收购意向而没有给出一个收购价，那么这根本就算不上是真正的收购意向。此外，道琼斯公司还是一家上市公司，因此他们也有对内幕信息管理的严格规定，因此公司的经营层也不会向班氏家族透露决策信息，规定不允许他们这样做。不向班氏家族透露过多信息也成了道琼斯公司经营层坚守的法律职责。

　　像这样去保护和呵护(把他们蒙在鼓里)班氏家族，这使得道琼斯的控股股东不仅态度和蔼，而且看待问题态度乐观、观点一致。实际上，作为班氏家族的成员，如果你有其他的表现(例如就公司的经营状况提问)，就会显得放低了身段，而且还有可能冒犯康比德，这就显得有些冒昧和失礼了。对班氏家族成员而言，给人留下这种印象是很可怕的事情。

　　即便道琼斯错过了很多对公司和班氏家族有利的商业发展机遇，班氏家族和经营层之间的这种关系格局依旧没有改变。例如，公司错过了和彭博社的合作机会，没有抓住新兴的财经信息市场(这本来应该成为道琼斯的长项)，在有线电视领域也是浅尝辄止，在收购一个商业新闻频道的时候虽然参与了竞价，但最终却输给了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道琼斯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个名叫Telerate的商业频道上，道琼斯在这个频道上投资很多并马上将其推向市场。Telerate本应该和彭博社不分伯仲的，但事实上Telerate的表现却差强人意。即便是在道琼斯内部，你也会发现很多高管和记者在使用彭博社的终端设备，而一旁的Telerate终端设备甚至都没有打开过。彭博社给人一种机灵、快速、让人满意的感觉，它用尽各种手段对信息条分缕析;Telerate则给人一种笨拙、拖沓的印象，它还经常让使用者产生一种焦躁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