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生博士，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市侨联副主席。1987年1月赴英国牛津大学学习，1991年至1995年应聘在英国剑桥大学研究任教。回国后担任牛津—剑桥国际集团董事长兼总裁，中国国际质量认证咨询促进会秘书长、法人代表，国家环保局环境管理体系认证中心理事长，上市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等职。
 
    相对而言，汇率制度的改革，恐怕是具有最高的政策敏感性了。因为它不仅影响我们自己国家的经济，而且还直接影响世界经济跳动的脉搏。不过，在这个问题上的讨论和争论倒是相当公开和坦率的。这种开放式的讨论，显然既有利于公众的了解，也帮助了政府的决策。

　　我国人民币汇率政策从1994年并轨改革之后，一直实行的是盯住美元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政策。其中从1994年到1997年，人民币不断升值，累积约4%左右。1998年后，由于东南亚金融风暴影响，人民币停止升值，也顶住了贬值压力。其后有管理的浮动实际上变成了固定汇率，浮动极其有限。这样在进入本世纪之后，由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美元贬值，中国在一般贸易和资本项目下双顺差造成外汇储备不断积累，人民币升值压力持续增大。西方特别是美国政府，开始把人民币升值问题作为对我国经济施压的一个重要手段。这使得人民币汇率问题变得更加敏感和复杂化。人民币汇率改革问题，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提出来的。

　　在2005年7月的汇率改革推出之前，国内外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的讨论基本沿着两条思路。一条以欧元之父蒙代尔等人为代表，认为人民币汇率基本合理，稳定的联系汇率有助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因此不可在外界压力下改变汇率政策和制度。相反，应当针对造成压力的顺差增长采取措施，如采用取消出口退税和征收出口税的办法，把利润截留在境内，减少顺差，这样自然就消除了升值的压力。另一条思路主张直接改变汇率政策和制度。这里又分为几种不同观点的争论。有主张小幅稳步调整汇率的观点，但也有人批评说这种小幅升值由于没有到位，只会不断刺激进一步的升值预期，使我们更加被动，因而主张坚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政策，让市场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冷下去，然后出其不意的突然升值，升值调整不动则已，动则一步到位，使市场在新的汇率水平上再形成稳定的预期。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对人民币汇率的投机。也有人指出，人民币汇率问题关键在于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而不是汇率调整。只有改变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让市场在汇率浮动水平上发挥更大作用，才是治本之道。但是，同样有人指出，汇率改革的方向是市场化和人民币自由兑换，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人民币升值压力很大的情况下，实行汇率的浮动，除非我们容忍大幅升值，否则浮动的结果必然是直抵上限，结果名曰浮动，其实还是固定。 改变说辞并不能回避问题的实质。

    我国政府在纺织品贸易争端中，部分尝试了出口征税的做法，但因谈判斗争格局的变化，尚未实施就宣布取消。继而在2005年7月21日启动了新一轮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步伐，人民币一次小幅升值2%，变与美元挂钩为参考一揽子货币，恢复1998年以后实际停止的汇率浮动，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政策。从那时以后，人民币在稳定中小幅浮动升值，后来央行实行的货币掉期保值操作，外汇局的引入外汇市场做市商制度，都被视为政府推动汇率改革的积极举措。

　　当然可以想见，目前人民币汇率的小幅升值和极为有限的浮动，如果没有刺激肯定不会改变人民币的升值预期和压力。关于人民币是否被大幅低估的争论依然存在，外汇顺差继续增长，升值预期依然强烈。人民币汇率继续牵制着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影响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执行效果，同时也继续是国际经济争端中的重要因素。人民币汇率何去何从，依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挑战。

　　应当指出，一段时期以来，部分地由于国际施压的原因，在许多人的头脑中，人民币升值已经成为一件坏事。其实，随着一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本币升值是一个普通的经济现象和自然过程，这反映了该国经济地位的上升。人民币升值意味着用外币衡量的中国人的财富的增加，中国老百姓消费能力的提高。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好事而不是坏事。问题在于目前的人民币是否确实被低估，是否是非经济本质因素的扰动，以至于升上去以后再掉下来，变成波动和损害？实际上，汇率的长期失调，无论是高估还是低估，都会造成资源配置的扭曲。同时长期的背离还会造成“过头”效应，导致向相反方向的回归。因此，人民币汇率在现阶段的合理水平问题，其实是确定政策的基本点，而这一点在关注汇率制度改革的大政策讨论中，往往被忽略了。

　　我们已经看到，人民币在长期中升值是大趋势，也是符合中国人民利益的。就目前看，主张人民币严重低估的主要依据是中国国际贸易和经常性国际收支顺差的不断增长。那么，在中短期内是否有相反作用的因素呢？也是有的。这就是银行体系的巨额坏债，各级财政的显性和隐性赤字，电、水、油、气等基础资料价格的扭曲偏低，劳工报酬和保护的低下和不足，以及资源环境等方面的代价和欠帐。这些因素会在短期内大大对冲人民币升值的力量，甚至形成贬值压力。而资源和要素价格的改革不仅会改善我们的经济结构，而且可能立即导致贸易顺差下降，释放升值压力，扭转升值预期。这样看来，破解人民币汇率怪圈的谜底，可能并不在汇率政策和制度之内，而可能是在汇率问题本身的框架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