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2月19日，中国太平洋保险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与全球私人股权投资公司凯雷投资集团签署正式协议，双方以对等方式向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公司注资66亿人民币 资料图

    太保寿险董事长、总经理金文洪：凯雷入股价略高于价值

    他认为，“第一，最后确定的价格没有背离价值，我可以严肃地说，价格略高于价值，但是有些附加的条件，这些条件是要加钱的。整体来说，价格是符合价值的。第二，有些地方，我也不尽完全同意，有些地方希望能够更有利我们，但是商业谈判中无法贯彻某一方100％的意志。”

太保寿险首次驳斥神秘投行报告：没人比凯雷出价更高

    多事之秋。

    董事长更迭和“凯雷门”双重旋涡，将太保推到了最前台。

    沉寂了近一周后，太保寿险董事长、总经理金文洪终于接受上海证券报等媒体采访，就“凯雷门”事件进行了解释，并首次披露了太保寿险六年引资的全部过程。

    驳斥神秘报告

    “我对今天所说的事实和数据负全部法律责任。”金文洪说。
太平洋保险集团前董事长王国良
 

    一个月前，金文洪被正式任命为太保寿险的董事长，取代原先兼任寿险董事长的太平洋保险集团前董事长王国良。而在太保寿险六年增资扩股、吸引外资入股的事件中，金文洪不仅是重要当事人全程参与了整个过程，更是中方谈判小组的负责人。

    对于“凯雷门”事件，金文洪指出，既然出于著名投行之手，其专业性理应毋容置疑。“我没有看过，也很想看这份报告。”

    记者了解到，所谓著名投行的报告其撰写日期大约在2005年8月20日左右，恰是太保凯雷交易悬而未决之时，“既然是一家著名的投行，评估方法应该不会错。”

    但是，金文洪旋即指出，有关寿险公司的估值至少有三种方法：市净率、市盈率和内涵价值。而要完成全部评估过程，至少需要具备以下要件：对所有的真实经营情况、数据全面掌握要有充分的依据；经过审慎性调查；要采用科学的参数。

    “比如市净率和市盈率的水平，必需是要买卖双方都能接受的，而不是一厢情愿的。”金文洪说。

    而在测算寿险公司的内涵价值时，投资回报率、贴现率以及对未来业务发展的预期，都是影响估算结果至关重要的因素。

    “如果对公司数据掌握的不全面，或者未对公司作审慎性调查，参数不一样，会导致很大差异。”金文洪指出，更重要的是，“这家投行可能根本未对太保寿险公司进行过审慎性调查。”

    金文洪称，自己先后看过9份投行所作的有关太保寿险的价值评估报告，但是报告的结果大相径庭。“这些报告差异性是很大的。尤其是一些投行，它的目的不一样，差异会更大。有些投行想到我们公司做生意，就先把公司报告得很好，可以提供10期的报告，也可以提供20期的报告，说你请我来给你当顾问。”

    “我们见过这样的投行，但是到最后它没有给我们介绍一个有意向的合作人，没有一个合作人可以接受这样的评估。”金文洪称。导致估值结果差异的原因不仅仅在于数据的掌握、参数的设置以及了解情况的多少，更重要的还有“目的的差异”。

    利差损之患

    不过，仅仅这样的解释，意味着太保寿险是否被低估仍旧是一桩悬案。

    对此，金文洪称，寿险公司的价值评估不管用什么方法，都需要考虑净资产、每张保单的现有业务价值，以及未来业务价值。此外，还需要考虑寿险公司的偿付能力和现金流情况。

    “寿险是长期业务，与短期业务有很大差异，业务价值需要在五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体现出来，但是由于对寿险经营规律不了解，五年前种下的可能不是苹果，而是一个越来越大的毒瘤。”对于发生于高利率时期的利差损问题，金文洪这样比喻。

    他透露，出于利差损的考虑，当时在评估太保寿险的时候，将业务以1999年6月为界，分成两块：1999年前的老业务，也就高利率时期的保单，“很多产品根本没有经过精算、没有经过批准就上市了，有的业务的责任期长达20年、30年甚至是5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