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一项报告中有关中国经济“无就业增长”的内容引起国内业界的普遍关注。这项《2006亚洲太平洋地区人类发展报告》认为，“在东亚的成功故事背后，隐藏着‘无就业增长’的挑战，年轻人与女性正经历着‘无就业增长’”。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高级经济学家毕儒博更是把矛头直指中国：“‘无就业增长’在东亚很多国家和地区都表现非常严重，尤其是中国。”

    上述《报告》中引用的数据显示，在上个世纪90年代，由于出口的持续上扬，中国经济增长增速高达10.1%；而同期，就业的增长率却只有1.1%。而最新的国内佐证是：近几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年度统计报告发现，2001年—2005年我国GDP增长速度分别为：8.3%、9.1%、10%、10.1%和9.9%，而同期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是改革开放以来最高的5年，而且远远高于上世纪90年代。

    另外，从中国的GDP就业弹性系数的变化也可以看出，中国吸收劳动力的能力是呈下降趋势的。我们知道，就业弹性系数是就业人数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比值，即GDP增长1个百分点带动就业增长的百分点，系数越大，吸收劳动力的能力就越强，反之则越弱。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的GDP就业弹性系数为0.303，90年代为0.104，而本世纪前5年就业弹性系数为0.105。由此可见，中国的经济高增长没有带来高就业，经济增长模式趋向于“无就业增长”模式。

    地方经济的发展也显现这样的特征。据江苏省统计局资料显示，江苏省2004年的GDP增长14.9%，就业弹性系数为0.02，相比2001年至2003年的0.03，就业弹性系数变小了。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报告显示，上海已经连续十几年保持GDP的两位数增长，但全市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8%，城镇登记失业人数达28.78万人，均为历史高点。

    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经济高增长必然带来高就业。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奥肯于1962年提出了关于增长与就业关系的“奥肯定律”：劳动力需求的水平，在动态意义上主要决定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速度快，对劳动力的需求量相对较大，就业水平高，失业率低；经济增长速度慢，对劳动力的需求量相对较少，就业水平低，失业率高。该定律论证了失业率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二者呈反方向变化的关系。

    比较一下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这4个经济正走向现代化的国家，我们发现其他三国经济高增长都带来了就业机会的高增长，而从中国经济增长的现象来看，却似乎出现了经济快速增长不能同时带来就业相应扩大的“奥肯悖论”现象。

    显然，中国的经济增长有着其特殊性。这种特殊性首先体现在经济结构的变化。目前，中国经济结构正逐渐地脱离劳动密集型产业而进入资本密集型产业，相同资本带来的劳动就业的增长自然就比过去减少了，产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就下降了。其次是少数人占有大多数财富。于是即便是从事企业与商业的经营者，也只需将积攒的部分资金用于再生产，这在一定程度上妨碍就业机会的最大化。还有就是我国还出现一种“国富民穷”的现象：国民收入分配向政府倾斜。政府收入的不断增加造成财政愈益丰盈，却不能直接增加就业岗位。

    失业显性化是所有转轨国家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这种失业不完全属于资源利用不充分的情况，而是经济结构扭曲造成的。国家在“十一五规划”中已经明确提出了目标，未来5年，我国城镇将有4500万人走上工作岗位登记失业率将控制在5%以内。这些信号表明：中国经济发展的诉求正由“经济增长优先”转向“就业增长优先”。

    如何化解“无就业增长”呢？专家们一定会列举出诸如更多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中小企业以及民营企业，大力发展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加大对再就业的培训力度等等。但笔者认为，最根本的是要实现社会的强劲消费能力。因为只有在高消费基础上的高增长才是健康的，才能不断创造就业机会。而经济高增长要能有强劲的消费作支撑，就不能不改变不合理的财富分配状况，尤其是需要建立公平的财富分配机制。只有当大多数人占有大多数财富，社会消费需求才能得到释放，就业机会才可能永续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