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１９９４年中国足球实行职业化改革以来，足球就一直是国家投入最多的体育项目，这其中，国有企业更占据着投资的主导地位。然而，至今为止，虽然一些国企在投资足球时不计成本、挥金如土，收获的却并非是中国足球水平的提高……

    “百万奖金俱乐部”，国企成就烧钱游戏？

    国内各俱乐部之间的恶性竞争、特别是一些国企不计回报的投入，造成了运营成本的急剧上涨，也令一些民企对已经逐渐开始和“不良资产”划上等号的中国职业足球“敬而远之”。

背景链接:中国足坛“退出”大事记
 
    “中国足球就是一个烧钱游戏，赛场上拼来拼去，背后较量的就是一个钱字，其他什么都是假的。”一个业内人士这样评价中国足球的现状。今年中超经过了一段冷寂期之后，再次重现“砸钱”盛况。靠网络游戏《魔兽世界》起家的朱骏（上海联城俱乐部董事长）虽然两度报出“百万悬赏”，但比起有国企背景的老牌球队来说，还是不及。

    客场４比０战胜深圳之后，北京国安俱乐部董事长李建一在大巴车上宣布：“本场奖金从７０万元增加到１００万元。”其实，以国安今年的奖金制度计算，只要是球队取胜，百万奖金几乎每场都可以拿到。因为按照年初俱乐部与球员签订的工资奖金标准中有关连胜奖的计算，每一个三连胜国安的总奖金至少将达到３４０万元，场均已经超过百万。如果国安夺冠，俱乐部还将追加重奖１０００万元。同属于国企的天津泰达也在主场３比０战胜武汉一役后，将球队的获胜奖金增加到１００万元，他们同样也有三连胜的附加奖……一位资深的体育记者这样评价：“张扬的朱骏动不动就是现金１００万元，沉稳的康梦君（山东鲁能俱乐部总经理）却是不声不响。但鲁能只要在接下来的比赛中一胜一平，球员将从他手上获得４００万元的奖金。”

    不过，国企与私企的性质注定了他们各自对待奖金不同的处理方式。同样是“百万奖金”，朱骏逮到机会就大作广告；而即便奖金数额可能达到几百万元，国企大佬的举止也只通过悄无声息的转账方式完成。“虽然低调，但是实惠。”一位足球队员向往地表示。

    要支持一支职业球队，每年的投资至少在千万元以上，而球队要稳定，就必然要求有稳定的资金投入，庞大的投资令不少企业望而却步。自上世纪９０年代末以来，中国职业足球的成本快速提高，职业化之初几百万元就可以养活球队的情况早已成为历史，现在没有几千万元根本无法维持正常运转，而鲁能、申花等“豪门”的年度开支更是在亿元以上。

    回顾中国职业化足球的发展，１９９７年，原公安部所属企业前卫寰岛首先开创了国企的“烧钱足球”，这也为日后中国足球因球员高薪、俱乐部高成本运作导致严重亏损埋下了伏笔。为立竿见影看到成绩，前卫寰岛斥巨资以明显偏离正常性价比的价格引进了当时国内著名球员高峰、姜峰、韩金铭、姜滨，并聘请了前国家队主教练施拉普纳；随后的１９９８年赛季又以２３５万元的创纪录价格买下了彭伟国、２００万元的价格买下符宾。随后，１９９９年到２００３年，中国足球运动员迎来了暴富时代。某一直号称自己是“副营级收入”的国脚一夜之间发现自己一场球的奖金已经相当于一个副营级一年的收入。而与此同时，国内各俱乐部之间的恶性竞争、特别是一些国企不计回报的投入，造成了运营成本的急剧上涨，令一些民企对已经逐渐开始和“不良资产”划上等号的中国职业足球“敬而远之”。“进入中超的门槛因人为炒作高得离谱，而中国足球运动员的收入也是所有运动项目中最高的，但成绩却是最差的。”据统计，甲Ａ球员的年薪是中国人均年收入的１３０倍，而英国、德国、法国、西班牙等世界顶级足球联赛，球员收入与普通人群的收入差距最多也不过３０倍。不可否认，国企、公款的介入，是造成中国职业足球门槛被抬高的一大因素。

    说赔就赔说走就走，国企赔了夫人又折兵？

    皮特维拉莫名其妙的“失踪”与１００万美元的巨额赔款，折射出一些有国资背景的财大气粗的俱乐部管理上的混乱。

    一些国企俱乐部管理混乱、决策失当，使国有资产白白流失，发生在上海申花俱乐部的“佩特案”极具典型。

    今年“３·１５”，媒体披露了申花俱乐部支付国际体育法庭百万美元罚单的消息。１００万美元，就无奈而轻易地交给了一个叫佩特的塞黑人，连一声谢谢都没听见。

    “佩特案”过程并不复杂，却有些离奇。事情要追溯到２００４年年初，申花突然与本队塞黑外援佩特分手。俱乐部原本与佩特签署的是一份１＋１的两年工作合同，且佩特为申花队２００３赛季夺冠立下汗马功劳，突然解约令外人无法理解。一向就是刺头的佩特当然不服，２个月后就将申花俱乐部告上国际足联索赔，申花俱乐部赢得了首场诉讼。但随后，申花俱乐部高层换班，佩特再次将官司告到国际体育法庭，反应不及的申花俱乐部输了官司被责令赔偿对方１０４万美元。尽管申花俱乐部曾态度坚决地表示“将通过法律途径上诉，争取将赔偿降到最低，减少国有资产流失”。但为了令球队不遭受禁止购买球员、联赛扣分等处罚，申花俱乐部只能悄悄将赔款打至法庭指定账号。

    然而，事情的离奇在于，当年申花为什么要与佩特解约。２００３年１２月，申花俱乐部与２２岁的乌拉圭年轻选手皮特维拉签订了一份长达５年的合同。这位来中国前只参加过乌拉圭的青年联赛、年仅２０岁的小伙子，被当成了未来巨星，转会费对外号称是６０万美元。打前腰的皮特维拉位置与佩特冲突，皮特维拉的到来就意味着佩特一定得离开。同时，为了尽快签约成功，申花俱乐部还与皮特维拉老东家打了一场耗时数月的国际官司，最终以申花俱乐部支付２５万美元了结，再加之２００３年佩特的年收入近百万美元，也就是说，申花为只效力了一年的佩特所支付的总费用高达２５０万美元，这还不包括为了３场官司花去的巨额律师费。

    虽然签订的是４＋１（４年所有权加上一年的优先续约权）的合同，但皮特维拉仅仅在２００４年赛季效力于申花一年就悄然“失踪”，连申花俱乐部的工作人员都说不清他的去向。更有意思的事情还在后头，在俱乐部高层换班时，据说皮特维拉的转会文件被人发现，价格不是俱乐部曾对外宣传的６０万美元，而是整整翻了一倍，大概是他们也觉得报那个数会让人怀疑，只好缩小了说……

    而无论转会费用到底是多少，仍然有很多问题是怎么看都说不通的：为什么在没有把合同、法律等条款研究透彻前，就武断地和佩特解约？为什么前任与继任者之间没有衔接？为什么明知道俱乐部正在和佩特打官司却没有人过问？为什么一个高价请来的“外援”可以无故“失踪”……“国家的钱不如自己的钱值钱”。恐怕是人们最容易想到的答案。在球员薪金居高不下的同时，假球、黑哨层出不穷，足协管理混乱，联赛不规范等大量的负面新闻，导致球迷对本土足球热情不足，这一切也直接导致足球市场投资环境的恶化。难怪一位企业老总开玩笑的对目前的职业足球作出这样的评价：“如果想毁掉一家企业就让他投资足球！”

　　国有资产不该是中国足球的“豪门盛宴”

    政府行为导致一些国有企业并非自愿地投资足球，并在经营中“硬抗”，他们的一些不规范行为扰乱了足球市场。

    国企的雄厚实力带给足球俱乐部稳定的资金来源，而国企传统的人事机制和管理体制，则造成了中国足球离不开“计划体制”。

    以最为典型的申花为例，它的国企背景成了它“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决定因素。１９９３年申花俱乐部挂牌成立，上海市委市政府两位高层领导同时亮相出席。而在老申花时代，每当球队或者俱乐部出现一些困难时，总是会有高层出面予以摆平。在寸土寸金的上海滩，康桥训练基地的地皮，也是来自于高层的特批。然而，在国内足球运动员向往于申花雄厚的经济实力的同时，申花自己却受阻于俱乐部在很多决策问题上，不能够完全按照足球本身规律去运作，不得不“请领导指示”，而这些决策甚至包括球队内外援以及主教练人选的决定。“随高层而动”成了“国企足球”最大的特点，甚至已经逐渐成为中国足球的整体特点。

    早在２００４年３月５日，全国人大代表常金月就曾提交了《推进赛事改革，保护国有资产》的议案。其中心内容就是建议有关部门将国有资产从中国足球中剥离。这是首次由人大代表向目前中国的“公款足球”开炮。

    常金月对中国足协副主席谢亚龙曾表示的“足球是公共产品，可以适当赢利”的说法不予认同，他认为，作为一名俱乐部老板，首先是要足球能够赢利，只有能够取得效益，才有可能进一步投入足球，社会企业才有兴趣参与足球事业。只有这样，才能使足球形成一个良性循环，足球水平才能够提高。常金月认为，企业必须在核算成本的基础上投入，得到的广告效应必须“对得起”自己的投入。但是现在投入职业足球中的国有资本达到上百亿元，一家中超俱乐部每年最少投入四五千万元，有的甚至超过１亿元，企业要想通过广告效应达到弥补损失、甚至赢余的目的，显然是不可能的。

    近几年来，一直不断有国企退出足球，红金龙、红塔、平安保险等等。对于“国企退出足球”一说，有一些人尤其是国企足球俱乐部的负责人表示反对，他们认为，足球在中国深受老百姓欢迎，不管是国企还是民企，都应肯定和保护他们投资足球的积极性，而且面对俱乐部已经上升的运营成本，国资一旦退出，很有可能将导致中国足球的崩盘。

    国有资产不该是中国足球的“豪门盛宴”。更多的人则认为“公款足球”应退出历史舞台。曾在八一俱乐部任职的李德久，就曾指出使用国有资本进行不计回报的投资有欠考虑。在他看来，制约中国足球真正职业化进程的症结还是政企不分：政府行为导致一些国有企业并非自愿地投资足球，并在经营中“硬抗”，他们的一些不规范行为扰乱了足球市场。“据我所知，目前一些国企都在试图退出，但在目前的环境下无法全身而退。比如青岛颐中的退出就拖延了很久，他们很早就有退出的想法，却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接替企业，政府也不允许他们甩手不干。”对不少国企来说，对足球的投资不仅不是为了赢利，甚至不是为了广告，而仅仅是在和政府达成“默契”。而这种参与无疑会给中国足球职业化的市场运作带来更多不确定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