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上半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发生新的变化：贷款和货币增长与经济运行关系的经验参数动摇，货币金融体系流动性过多导致过热风险升高，贸易顺差和资本流入成为流动性增大的重要来源，贸易摩擦和汇率升值压
 
力依然存在，国际资本并购大军欲抢滩登陆，国内产业迎来的不是重组机会就是致命冲击。在国内国际多方面因素的冲击下，2006年下半年中国宏观经济热度是持续上升还是保持稳定呢？应对变化的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效果如何呢？

　　1 通缩or通胀

　　袁钢明：“除了房地产，现在没有过度疯狂增长的部门。2004年钢铁、水泥、电解铝增长速度都是100%以上，现在没有这样的部门了，都是很正常平稳的增长。”

　　王小广：“判断经济过热根本不能用CPI看，我觉得主要是看投资，看经济增长速度本身，CPI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已经发生变化了。”

　　袁钢明：单单从增长速度来看，应该说过热了，国家宏观调控的目标大致是GDP增速在9.5%~10%，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大概在25%，工业生产增速大概是15%，现在这三个指标全面上升，都较大幅度地超过了原来预想的比较安全的范围，所以从投资和GDP增长的态势和水平来看，可能已经过热了。

　　但是，如果把范围再放宽一点，从同期几个点上比较来看，特别是把2006年的数据与2003年和2004年相比,可能还是比较稳定的。

　　这是因为：第一，目前没有通货膨胀，CPI和PPI都比较低，这可能是由于经济还不是那么热，也可能是因为消费过低。第二，瓶颈行业出现了增长突破，电力、煤炭、钢铁这些瓶颈行业的快速增长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而且有利于潜力更好地发挥出来，也就是说经济持续增长的界限上升了。2003、2004年在瓶颈制约下，GDP增长只有9%，而现在增长11%，而且这个11%是短期内瓶颈部门快速增长形成的，所以还可能快速增长。第三，除了房地产，现在没有过度疯狂增长的部门。2004年钢铁、水泥、电解铝增长速度都是100%以上，现在没有这样的部门了，都是很正常平稳的增长，有的甚至速度还下降了，而且没有投机等比较混乱的状况。第四，没有过度预期，2003、2004年期间很多部门觉得有暴利，拼命上项目，但是现在都稳下来了。

　　易宪容：我的判断是经济过热。过热的表现有很多，第一，一季度房地产的信贷增长是48.5%，这个增长速度比2004年的时候增长了17个多点，比2005年还高了30%。以往的房地产发展就是沿海一线，比如上海、广东，占了比重的70%，去年的宏观调控这一线就下降了。但是东西部地区增长速度一下就超过了35%，整个房地产的过热由以往的沿海一线，已经蔓延到全国了。

　　从2006年的数据来看，东部地区的增长幅度又开始上升，去年是14%点多，今年又是18%点多了，开始回潮。中西部地区增长幅度就是30%多，这个数字是比较大的，因为它可以拉动其他产业的增长，跟房地产关联的产业有50多个。

　　从CPI角度来看，我一直在批评CPI，增长的部分往往不统计进去，例如房价，一方面，它比重很低，另一方面这个计算是1993年虚拟房租计算出来的东西，在整个CPI里面，我们房价的变动根本没有反映。

　　范剑平：上半年经济运行的特点，概括为八个字，一个是“全面加快”，第二个就是“逐月增高”。大家都知道从一季度和二季度的情况来看，我们二季度4、5月份两个月的工业增加值的数字可以测算出来二季度的经济增长速度可能超过11%，这个可以从工业增加值和GDP的关系推算出来，投资也好，都是在逐月加快的。

　　为什么今年会有这么快的增长？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今年上半年，世界经济中的各大经济体普遍是增长加快高于预期，这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第一季度，印度和俄罗斯这两个最近两年经济增长比较快的经济体都是增长加快。这是全球性的货币流动性过剩引起的全球经济增长加快，全球经济景气还在上升。现在还没有看出来这一轮世界经济扩张期到了顶峰，没有看到世界经济景气指数已经到顶的迹象。

　　我国上半年经济增长加快，从支出的角度讲，很大一部分是来自进出口需求对GDP的拉动。今年出口增速虽然比去年稍微放慢一点，进口增速比去年加快一点，但顺差还是扩大了，而且扩大的幅度非常大。上半年的进出口数据已经公布了，中国1到6月份顺差是扩大了50%以上，像这么快的增长速度，确实对GDP拉动作用是非常大的。此外，中国已经对人民币汇率制度进行了一些调整，人民币也有了小幅的升值，但是总体上在世界经济快速增长的情况下，抵消了汇率改革对调整顺差的作用。

　　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国短期内的瓶颈制约今年应该说基本解除了。从生产的角度讲，今年的经济加速上涨主要原因是来自于工业拉动。

　　第三个大的原因是我国的宏观调控政策，当前我们的宏观调控政策是双稳健政策，一个是稳健的财政政策，一个是稳健的货币政策。但是，在实际执行过程中间，双稳健政策在实际传导中间，可能受到了阻碍。

　　王小广：没有通胀的高增长，这是超乎预期的高增长，因为许多调整很不充分，没有调整到充分的情况下，我觉得有点像1986年的情况,当然这里面有原因,就是地方政府反市场的调节，从二季度来看，明显是投资过热。

　　判断经济过热根本不能用CPI看，我觉得主要是看投资，看经济增长速度本身，CPI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已经发生变化了。我们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高通货膨胀的时代，现在价格降到一个比较低的平台，这个平台下高增长、低增长、中增长，无论什么增长，对应的都是低通胀，这是一个特点。

　　价格从一个很高的高增长平台降低到一个比较低的平台，这个问题面临的压力应该是通货紧缩。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投资高增长情况下，未来一定是很强的通货紧缩，生产过剩。

　　范剑平：对于这一轮的加速，前景到底会怎么样？也有很多人认为没有问题，这么快的增长，既没有引起通货膨胀，也没有什么瓶颈制约，很多人认为很好。在很多地方，在货币如此宽松的情况下，弥漫着一种由于货币流动性过于宽松所带来的一种泡沫需求幻觉。

　　世界流动性宽松使得我们出口需求很旺盛，现在出口部门拉动了投资，我们现在在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之间形成了一种循环，反而消费是处在边缘。再一个就是房地产需求连带的一系列的行业，这种泡沫向其他的行业开始蔓延。

　　经济从来不是线性发展的，都是有周期的，大起必有大落，就是像固定资产投资每年以这么高的速度增长，每年创造出这么多的产能，总有一天，我们的产能过剩会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现在在这种乐观的情绪弥漫中，很多人都看不到这一点。

　　最近国外已经开始提高利率来控制流动性，国外控制流动性，虽然国际实体经济增长速度在今年下半年还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到明年很有可能减速，那么在国际上首先肯定是出口受阻，然后紧接着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

　　王小广：我们城市建设投资过大，而城市化不足。这个矛盾的支撑点是投资，而现在这种过高的投资增长可能带来三个方面的效果，一个是产能过剩，两三年以后就是非常严重的产能过剩。还有一个，就是这么高的增长，没有调整的增长，产生一个现象，许多低效率得以保存，低效率的企业和低水平的技术得以保存，实际上是降低了整个宏观经济的效益。第三个就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被延迟了，这种高增长的情况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一句空话，绝对不可能实现。

　　魏加宁：目前的宏观经济，从数字上看相当不错，增长速度是十点几，物价也没有上来，看起来数字好像很漂亮，但是风险还是很大的。瓶颈没有出现，看着很好，但是这个我同意王小广说的，就像1986、1987 年，1986 年调整不到位，最后出了大问题。

　　2 货币政策传导不畅

　　茅于轼：“传导机制受阻碍根本原因在微观上，就是一些交易发生扭曲。”

　　易宪容：我觉得宏观调控的效果不好。这个月四个国有银行的信贷已经下降了，但实际上四大国有银行的信贷通路根本没有弱化，也没有减少下来。他们把没到期的短期融资的票据，全部转到中小银行去了，比如说工行这样的，他就转了430亿元，这么转下来，他的信贷就下降了，他这个月的票据融资是增长了430亿元。

　　李稻葵：为什么说货币政策不灵，最近五六年以来，固定资产投资最主要的来源是国内没有经过金融体系中介的投资部分，主要是企业自己的留利。

　　商业银行每年提供的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部分实际上在不断下降，大约占到10%，而且杠杆作用也很小,所以说货币政策不灵就一点不奇怪了。

　　茅于轼：我觉得传导机制受阻碍的根本原因是在微观上，就是一些交易发生扭曲。就是现在的一些政府部门在使用计划经济时代的做法，而不依靠市场，不依靠价格。举个例子，作为国家的政策，要节约资源，要保护环境，但是在资源价格上没动，完全脱离了国际市场。按照微观经济学的看法，除了提高价格，增加环境税，没有第二条路。

　　范剑平：稳健的货币政策在传导过程中间，在商业银行那里传导不下去。所以，实际的情况是今年的信贷增长非常快，实际上存款增长更快。

　　财政政策方面，从中央财政来讲，我们减少了建设国债的发行，而且支出结构也作了比较大的调整，基本建设中央支出减少了，用于社会发展的支出这两年确实在加大。但是，中央财政只是财政的一部分，而从地方财政来讲，应该说稳健的财政政策在地方并没有得到落实，地方的建设项目扩张速度非常快。

　　从地方财政来讲，一个是自有资金很充裕，另外，地方自筹资金的环境非常宽松，就是因为银行资金过剩，银行纷纷跟地方政府搞打捆贷款，搞银政合作，这样很多的钱就是通过这种财政隐性担保，表面上不是贷给地方政府，但是实际上是流向了地方政府希望的建设项目。

　　魏加宁：现在可能不能把所有责任都归结于地方政府。今年1~5月中央项目增长是22.7%，去年同期增长是10.1%，比去年同期高出了12.6个百分点。地方项目增长是31.3%，去年同期是28.8%，比去年同期高出2.5个百分点。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虽然地方项目增长速度仍然比中央项目快了8.6个百分点，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中央项目的提速很快，提了12.6个百分点。

　　易宪容：目前来讲，宏观经济中有两大问题，一个是低利率政策，一个是国有银行的利益市场化和成本社会化，这个可能是中国目前经济运行中比较核心的事情。如果这两方面不改变，我们今后的整个宏观经济形势要得到大的调整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

　　现在所有问题都归结到低利率政策。低利率政策主要表现为，比如现在温州的民间信贷市场一直保持了12%的利率，房地产信托基金的利率是15%，但是银行一年期存款利率是2.25%，相差五倍多。

　　第二个大问题就是银行改革。一方面银行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内部的运作机制根本没有改变。可以概括为利益市场化，就是说可以通过市场化，发各种各样的信贷，来增加他们的收益；同时还有成本社会化，银行过去的一系列问题都是财政来承担，目前的银行体制改革，如果这样的基本方向不改变的话，银行的整个信贷通路就根本不可能改变。

　　3 宏观调控如何出招

　　范剑平：“高储蓄率带来了高投资率，高投资率带来了高进出口率，由于内在的不平衡导致了外在的不平衡。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要解决中国的高储蓄率问题。”

　　王小广：货币政策的调控，现在过分注重在收缩供给。我觉得收缩需求和压缩供给要一起做，抑制需求就是要升利息，包括窗口指导等，特别是投资需求。

　　魏加宁：我们以前是积极的财政政策，现在是稳健。在卡住银行信贷和卡住土地融资的情况下，我一直主张还是要规范地方融资，我总觉得应该允许地方政府发债。

　　现在是形成了银行、一些地方政府和土地开发商的共同利益体，抵抗调整。现在不光是一些地方政府不想调，商业银行也有压力。

　　所以，我觉得要把这个链条切断的办法就是，监管通过正规渠道发债筹资。因为发债环节多，发债人要给债权人一个交代，而且中央政府要有控制和审批，把一道关。发债还要有市场中介的信用评级机构来评级，最后投资者买不买，还有一个选择的余地。现在情况是某些地方政府去骗商业银行，信用状况很差，很随意的就可以不偿还。再加上现在是商业银行主动给地方政府提供贷款，所以这种情况很麻烦。

　　发债还有一个好处，至少地方政府将来发新债的一个动力就是把老债还上去。所以，我觉得这种机制看着好像是给地方政府放权，实际上其他国家也是这样，在放权的时候反而控制住了规模，而不是收权来控制。所以，我觉得宏观调控的方法上，就是要变革。

　　华如兴：财政的转型我认为有三个方面。第一，我主张从原来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转变为略加收缩型的财政政策，这个转型对于降低政府投资率很有意义，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要先带头。

　　第二个转型是从建设的财政支出向公共财政支出转变。今后的财政政策应该更符合政府的职能，向更符合老百姓长远利益的财政政策需求方向调整，去搞公共设施建设，包括社会保障的投入。

　　第三个转型，从为城市的服务略微转向农村。政府的政策有时候是反市场机制的，不一定投向资本利益马上有回报的地方，而是长远利益，所以财政政策就是要做一些反市场机制的投资，当然我们总体上是提倡市场机制，但是政府要为了长远利益，表面上看起来和现在的市场利益不完全吻合的。

　　范剑平：对下一步的政策，就是短期政策这块，对中央政策有三派意见：一派认为应该把宏观调控政策取向全面调整，就是由现在的中性政策转向紧缩性政策，而且有些人提出来双紧缩，就是针对现在的双稳健。另外一派的意见，就是对现在的形势判断没有那么严重，只是局部的地方出现不健康、不稳定的因素，就是政策大的取向不变，只是微调，有些方面出现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第三种意见，认为现在的政策好得很，就是认为经济是在潜在增长率水平有可能提高的情况下，会使中国总供给和需求曲线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均衡，现在的政策不变的话，有利于中国继续延长扩张期。

　　我目前是持第二种观点，应该说现在可能还没有到全面调整的阶段，上半年的数字虽然看着需要作一些调整，但是没有热到全面地踩刹车和全面地实行双紧缩。但是，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如果我们再出台政策，你说归说，人家做归做，那么就有可能全面过热，那个时候就要急刹车了，那个损失是很大的。

　　在现在的体制下，由于储蓄很高，高储蓄率带来了高投资率，高投资率带来了高进出口率，由于内在的不平衡导致了外在的不平衡。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必须要解决中国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储蓄率。

　　居民储蓄率高在中国是一个事实，是政府的缺位，公共服务的缺位。实际上从大概1997年以后，最明显的就是我国的宏观收入分配政府和企业的份额是扩大的，所以，这种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的问题，归根到底背后还是收入分配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使我国的宏观收入分配结构有一个大的调整，提高居民收入分配在宏观经济中的份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