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昨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郑京平指出，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信贷投放过多等。下半年将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解决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等突出问题。

　　郑京平还就我国经济运行中其他一些广受关注的焦点问题进行了详细评述。就这些问题，本报记者进行了分头采访，请相关专家学者各抒己见。

　　投资过热引起高度重视

　　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42371亿元，同比增长29.8%，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4.4个百分点。

　　郑京平评述:经济运行中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像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等，是值得我们认真加以研究，而且是需要认真进行解决的问题。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最终也会导致产能的过剩和金融风险不断加剧。尤其是有些投资项目，属于低水平重复投资，投资回报率有问题。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已经引起了决策部门和各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中央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从发展趋势看，这个问题是会得到解决的。从下半年整个经济增长的情况看，存在着一些使经济增长放慢的因素，也有些使经济增长继续保持比较快的增长的因素。

　　专家观点: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范剑平指出，经济发展都是有周期的，大起必有大落，固定资产投资每年以如此高的速度增长，每年创造出这么多的产能，总有一天，我们的产能过剩会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但遗憾的是，在当前这个乐观情绪弥漫的环境中，很多人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甚至去年很多人预测2006年将会出现产能过剩，现在投资反弹，把产能过剩的矛盾缓解了。

　　虽然钢铁、水泥价格在回升，有些行业日子过得很好，但是发展速度如此之快，新开工面积这么大的增长，这么大的投资在建规模，如果任由惯性运行，最后经济发展就将失控，最后由产能过剩造成的、自发的、大起大落的周期就将变成现实。

　　三大原因推动外储猛增

　　中国人民银行14日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到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为9411．15亿美元，同比增长32．37％。而根据相关数据，9411亿美元的储备额仍为世界第一。

　　郑京平评述：外汇储备的增加有三方面：一是贸易，二是外商直接投资，三是资本项下和其他的金融项下的流入。

　　关于贸易的情况，出口的增幅尽管还比较高，但是也比去年回落了7.5个百分点。进口的增幅达到了21.3％，比去年同期提高了7.3个百分点，这些都有利于贸易顺差的减少。

　　当然，我国比较特殊的是加工贸易占到50％左右，而加工贸易总是会保持一定顺差。近期，尤其在贸易方面，中国要想实现平衡甚至是逆差，也是不太容易的。

　　外商直接投资，这些企业在中国得到红利后，由于他们看好中国的市场，也继续把这些红利留在了中国进行再投资；一些中国的企业到海外上市后，也融入一些资金，这样，推动外汇储备的增加。

　　因此，中国政府不但没有刻意追求外汇的增加，实际上也正在采取一些积极有效的措施：通过减少贸易的不平衡，通过加强对资本流入的管理，加强放松外汇的管理，使境内居民和企业能够更加便利地使用外汇，以及选择合格的境内机构投资者，逐步扩大到海外的投资等等这样一些措施。

　　专家观点:范剑平认为，今年出口增速虽然比去年稍微放慢一点，进口增速比去年加快一点，但我们的顺差还是扩大了，而且幅度非常大。从已经公布的上半年进出口数据来看，1至6月份顺差扩大了50％以上，增速如此之快，确实对GDP拉动作用非常大。虽然我们已经对人民币汇率制度进行了一些调整，人民币也有了小幅的升值，但是总体上在世界经济快速增长的情况下，抵消了我们汇率改革对调整顺差的作用。

　　汇率改革不会再出其不意

　　去年7月21日，国家对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进行了改革。今年4月13日，人民银行调整六项外汇管理政策，对经常项目和金融项目外汇管理进一步放松。截至6月30日，人民币汇率比去年7月21日升值了3.5％，包括当时改革时候的一次性升值2％。

　　郑京平评述：关于人民币汇率的问题，从去年7月21日，国家对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进行改革以后，现在运行快一年了。总的来看，这种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揽子货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是适合中国经济发展需要的，改革一年来的实践也已经证明，改革是成功的，人民币汇率浮动的弹性进一步增强，自主向上、向下浮动的空间和能力都在加大。

　　当然，人民币的汇率形成机制还有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但是可以明确的是，实际上温家宝总理也已经明确地指出过，那种行政性、一次性的使人民币升值或贬值的情况不会再发生了，也就是所谓的出其不意地调整是不会再发生的。

　　需要再说一句的是，中国经济现在已经融入了世界，而且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知道，不管是人民币也好，中国的金融问题也好，中国的经济问题也好，都与世界经济息息相关，一旦出现问题，不但中国的经济和金融都会受到影响，世界经济和世界金融也会受到影响。这一点，被中国的投资者和国外的投资者、中国的决策者和国外的决策者所广泛关注。

　　正因为如此，关于有人想在汇率上做文章、打主意甚至是豪赌人民币升值等等，这样的做法，都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中国的经济、中国的决策者和世界经济以及世界各国的决策者对此都有一致的认识和高度的警惕。所以说，不可能在这个上面能够让投机者得逞。

　　专家观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长巴曙松指出，中国的汇率改革不应仅仅关注汇率水平的波动，而应更多关注汇率机制的灵活性，以应对过分充足的流动性的冲击。

　　在美元过量发行带来的全球流动性泛滥的情况下，为了提高应对流动性冲击的能 力，有必要实行更为灵活的汇率浮动，抑制投机压力，稳定升值预期，而不是仅仅关注汇率水平的波动。在应对投机压力上，更为灵活的汇率制度的效果显然是要优于固定汇率制度以及波动性较低的汇率制度的。在较小的浮动空间和较强的升值预期下，汇率走势可能会形成单边上升的局势，而在一个较大的浮动空间内，汇率存在双向走势，这会给投机资金带来一定压力和风险，使其投机进出的资金风险成本更大，从而抑制强烈预期下的投机操作。

　　关注通胀抬头趋势

　　上半年我国经济保持了10.9%的增长，延续了前期高位发展态势。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1.3%，涨幅比去年同期低1个百分点。

　　郑京平评述:尽管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幅度并不是太高，但是工业品出厂价格以及原材料、燃料、动力的购进价格上涨的幅度也不算低。

　　这个趋势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不能说现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幅度还比较低，就认为通货膨胀的压力不存在了。在下半年，通货膨胀仍然会保持比较温和上涨的趋势，只不过大家要注意关注它抬头的趋势，防止出现通货膨胀。

　　专家观点: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宏观室主任袁刚明认为，经济没有出现通货膨胀，CPI和PPI都比较低，这个低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的确是经济还不是那么热，二是消费和经济存在不平衡。

　　范剑平指出，现行体制下，中国储蓄很高，高储蓄率带来了高投资率，高投资率带来的高进出口率，内在的不平衡导致的外在的不平衡。居民储蓄率高在中国是一个事实，但现在的高储蓄率实际上不仅仅是老百姓的储蓄率高，实际上我国从1997年以后，最明显的是宏观收入分配在向政府和企业扩大，因而导致政府和企业的储蓄能力也在扩大。企业储蓄率最典型的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除了缴税，国有资产的收益部分不用上交，从而便转变为投资能力。这几年政府收入也是大幅度提高，但政府有钱以后对投资的热情远高于搞公共服务，于是老百姓只好自己搞储蓄。所以，这种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的问题，归根到底背后还是收入分配的问题。

　　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使我国的宏观收入分配结构有一个大的调整，提高居民收入分配在宏观经济中的份额，同时政府要调整支出结构，承担社会责任，国有企业应该向国家上缴利润，进而增强社会保障的投入。

　　信贷快车能否刹住

　　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6个月人民币贷款增加了2.18万亿元，同比多增7233亿元，完成央行全年新增贷款目标的87%。

　　郑京平评述：信贷投放过多等等问题是值得我们认真加以研究的，而且是需要认真进行解决的一些问题。实际上中央银行以及有关部委都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包括增发央行票据、定向发行央行票据，严防或者严禁打捆贷款等等这样一系列的措施，这些措施的出台已经而且正在取得一些成效。

　　专家观点:范剑平认为，当前我们实施的是稳健的货币政策，但在执行过程中，该政策在实际传导中可能受到了阻碍。虽然央行一直在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但事实上，稳健的货币政策在商业银行那里经常无法正常传导，所以导致今年的信贷增长非常快。

　　纵观今年上半年的增长，与“十一五”规划提出的目标不甚相符，确实到了下决心调整宏观调控政策，确保“双稳健”的政策能够真正落实的时候了。

　　至于要出什么招？当务之急是提高宏观调控的有效性，关键是把已经出台的宏观经济政策真正落实下去，尤其要找出2004年以来没有管住“信贷”这个闸门的原因，从根本上进行解决。

　　是否加息仍需观察

　　在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出，为了缓解过快的固定资产投资和贷款的增长，在第三季度中国是否应该加息？加息有多大的幅度？

　　郑京平评述：流动性比较多，信贷投放比较快，是当前经济生活中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

　　从6月份的情况看，有些政策或者有些数据已经显示出这些措施都在发挥作用，比方说6月份的贷款增加额就比去年同期少增了607亿元，再比如说我们的外汇储备的增加额6月份也比去年同期少增加了39亿美元，还有银行之间的拆借利率也比去年5月份有所上升，特别是比一季度末的时候有所上升。这样一些指标都显示出这些宏观调控政策正在逐步地发挥作用。所以，由于出台时间的关系，由于政策的实施还需要有一个时滞。

　　至于是否加息，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视情况来决定是否还需要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以及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专家观点:中国社科院金融发展与金融制度研究室主任易宪容指出，目前最紧要的问题是市场上流动性过剩，而解决此问题主要应该采取提高利率的措施。可以说，当国内许多经济问题症结都可归结于低利率政策所导致的结果。

　　只有增加资金使用的成本，由市场的供求关系来决定利率水平，才能通过利率来影响和改变企业及个人资金使用的行为决策，从而改变资金市场的供求关系。 
 　　一个原本拥有十几亿元公众募集优质资产的国有控股上市企业──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近年来在市场行情看好的情形下，竟然连年亏损。累计1．3亿元亏损的背后，究竟隐藏着哪些秘密？

　　新成立不
 
久的江西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通过排查群众来信来访，终于查清包括“万年青”原总经理杨石根等在内的65人涉嫌侵吞、挥霍10多亿元公众资产，给企业造成巨大损失的违法违纪事实。

　　10年间，杨石根等人擅自决策，盲目投资，金额累计4．3亿元，绝大多数已难以收回。

　　先看杨石根这位五十开外的国企“当家人”如何理财。“万年青”1997年成功上市后，善于投机钻营的杨石根等人开始以“理财家”自诩，频频出击非主业投资领域。他们先后7次从企业非法斥资1．5亿元用于炒股，至案发时已亏损2174万元。股市“失手”后又以所谓“委托理财”新理念投资证券公司，2003年5月，一次性投资2918万元到大鹏证券公司，结果不到一年全部投资血本无归。1993年至2003年，杨石根等人擅自决策，盲目对非主业进行投资，金额累计4．3亿元，目前绝大多数已难以收回。

　　投资主业更不可思议。如玉山水泥生产线项目，国内同等规模项目仅需4亿元，而他们的投资额竟高达6亿元，目前这一项目仍欠外债4400万元，企业经营举步维艰。

　　再看这位上市公司的“老总”如何管理。“小金库”早被国家明令禁止，但在江西建材集团及控股的“万年青”，竟一次性被“发掘”出55个“小金库”，违规金额1131万元。

　　再看公司大账现金管理，杨石根司机竟可从企业账上一次提取现金90万元，说是用于买车，但至今9年过去了，钱、车皆无。

　　燃煤是水泥企业的大宗原料，按国家标准，一般水泥企业熟料实物煤耗为每吨171．82公斤，而这家规模庞大、设备先进的上市公司，2004年实际煤耗为每吨218．1公斤，2005年1月至7月，实际煤耗为每吨201公斤。事后查明，企业煤耗长期虚高的真正原因是，分管煤炭采购的供销公司原副总经理余曙光收受供应商贿赂40万元后，故意降低了煤炭质量标准，放松了计量尺度。

　　在“万年青”附近，一私营业主专门开设了一家水泥粉磨公司，这家私营小厂几乎每天开着大卡车到公司生产车间拉运“散落”在炉前的大量熟料（即水泥），每次空车进场，却满载而归。国有财产就这样以大厂养小厂的方式，源源不断地流入私人腰包。

　　公司明文规定，给予水泥销售大户铺底货款最高为一二百万元。但实际上均大大突破这一限额，少则三五百万元，多则上千万元。不仅如此，这些经销商还与杨石根等人里应外合，通过虚开发票等伎俩，大肆冲销企业货款。截至去年7月，公司累计被拖欠的应收货款1．26亿元，其中5年以上坏账8065万元。

　　“我是享受副厅级待遇的老总，你们要当官就是我一句话。”

　　杨石根等人把国家和股民委托给他行使的法人代表的权力，完全私有化。他担任股份公司总经理以来，企业所谓的“管理费”连年增加，到2004年已高达5531．6万元，占当年销售额的9%。这数以千万元的“管理费”大都转化为其个人消费基金。

　　经查明，他先后包养多名情妇。杨石根一年之中绝大多数时间是在与情人游山玩水中度过，直到案发前一两个月，他在公司报销的机票就达4万多元。

　　为方便杨石根等人玩乐，公司专门在香港设立办事处，8年来办事处未开展任何业务，但每年花费都在二三十万港元。仅2003年至2004年，杨石根就往返港澳15次之多，最长一次停留了16天，几乎天天逍遥在灯红酒绿中。

　　凭借国企“一把手”权力，杨石根等人疯狂进行权钱交易。在公司他公然对部分人员说“我是享受副厅级待遇的老总，你们要当官就是我一句话。”为此，公司设立的管理机构多达72个，管理人员260多人。其中，盖杨石根私章任命的“处级干部”就达25人。凡与杨石根等有亲戚、朋友关系的人都被安排在了公司重要部门和岗位上。

　　决策、制衡机构形同虚设，企业在按“家长制”运作。企业干部职工说“一切得看杨石根脸色行事”。

　　在总结、反思江西“建材案”沉痛教训时，江西省国资委有关负责人说，上述问题虽然查处在江西建材集团及其控股公司，但类似问题在其他一些国有企业也不同程度存在。少数国企领导人将企业生产经营自主权完全等同于个人对企业资产的自由支配权，由此产生的“一把手”权力失控现象亟待根治。

　　多年来我国已逐步建立起一整套完备的现代企业制度，但江西“建材案”表明，在权力和利益面前，这些规章制度随时面临失效危险。

　　江西“建材案”说明，制度失效的背后，其实是集团上下一系列决策、监管机构的失灵，监管机构失灵的背后则是部分监管人员的同流合污。

　　公司上市后，虽然搭起了法人治理框架，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等一个不缺；作为国有控股企业，党委、纪检、审计、法务等机构也一应俱全。但在实际工作中，这些决策、制衡机构形同虚设，企业仍在按“家长制”运作。企业干部职工说“一切得看杨石根脸色行事。”

　　“万年青”原党委副书记、纪检书记梁家友先后与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收受贿赂5万元、礼金28万余元。建材集团原党委委员、纪委书记谢赛玖收受贿赂8万余元，侵占公款收受礼金19万余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