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你本人是从何时真正感受到了经济下行的压力的？

　　莫瑞茨：我想我们最初看到这方面的信号是在2007年夏天，对于我们来说一个很清晰的信号来自于美国的半导体行业—它们通常能率先感觉到经济的不景气。在2008年春夏之交前，我们对此还没有足够关注，但到了2008年夏天结束，这件事已经占据了我们100%的精力。

　　GE：有没有一个具体的“引爆点”？

　　莫瑞茨：贝尔斯登。当贝尔斯登在一夜之间消失，我觉得我们开始极度关注这一问题。我还记得我当时在北京，坐在出租车后座，一个同行的人问我：你有没有听说贝尔斯登的事？我说：贝尔斯登？我的天哪！这是改变的触发点。从此，美国的一切都被颠覆了。想想看，如果你在2007年展望2008的时候的报纸头条写下这样的判断：贝尔斯登、美林、房利美、房地美、雷曼兄弟、AIG、电路城等公司将不复存在，恐怕每个人都会说那是不着边际的幻想。这太可怕了。

　　GE：在此之后你主要在关注什么？
　　莫瑞茨：我觉得最近最主要的工作，还是确保红杉找到一个有利的位置，以避免受到绵延无期的困难经济形势的拖累。与我经验中此前的25年或30年里发生的经济危机不同，现在无论你在南美或西伯利亚，你无处可躲。谁知道经济不景气要持续多久呢？没人知道。我们能做的就是尽量让自己的公司在这段时间远离这些极端糟糕的领域。

　　GE：过去的2年里，世界发生了太多变化，次债泡沫破裂、投行业倾覆，一场我们70年未曾遭遇的经济衰退。在你看来，华尔街和全世界的投资者应该从中学到什么？

　　莫瑞茨：这是个好问题。我认为人们消费太多了。不论出于什么原因，人们似乎认为政府对于投资、消费、储蓄的基本政策规定已经不再适于他们了。目前美国遇到的诸多问题，都是基于三个原因，一是美国消费者已经不会适当储蓄；二是联邦政府有着过于强烈的花钱欲望；三是金融部门明显承担了过大的负债。所有三者都可归因于资金太多了，而它们并非赚来的— 政府、消费者、金融机构，每个人都在借钱。如果说我们应该学到教训的话，那么就是应该对这种过度的行为进行惩罚。

　　GE：也就是说，你认为问题在于金融杠杆？

　　莫瑞茨：毫无疑问。我们要求我们自己的公司，特别是在美国，如果不能产生利润，永远不要去借钱。好的创业公司都是能够自足的。它们不需要外界资本的参与，就能够满足顾客、职工和股东的需要，因为它们的生意能够产生现金流。比起那些以投资驱动的企业模式—因而公司的举措是为了迎合银行的还款责任，全球而言，这样的模式现在越来越多，特别是那些最大的杠杆收购—而言，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模式。过去的十年是一个所有人都尽可能多借钱的年代，现在，我们都清楚了这对于公司和它们的员工所带来的必然的破坏性结果，为他们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和痛苦，我们没有陷入这样的生意让我觉得很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