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家龙曾因违规披露重要信息获刑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在加拿大频频出手，龚家龙却耗资甚少，在买下那家石油天然气公司74%股权的交易中，他只花了1700万加元；收购钾肥项目，也不过支付了1.68亿加元。

　　而龚家龙则兴奋地称，仅是几家油砂公司加起来，产能就能媲美大庆油田，至于钾肥项目就更不得了，储量达到420亿吨—这是个匪夷所思的数字，中国氯化钾地质储量不过9.9亿吨。

　　如此低廉的价格买到如此优质的资产，听起来好像天方夜谭。龚家龙的解释是，“我们不是按照估计惯例去买储量，而是买公司，买那些在经济危机中价值被严重低估的公司。没有金融危机我就没有这个机会，要是把这个机会错过，可能100年内都没有同样的机会了。”

　　根据他所展示的资料，其所投资的石油天然气公司已经生产，钾矿还停留在勘探阶段，而油砂项目则毗邻中石油的区块。

　　过去，多数石油公司认为开采油砂成本过高，缺乏兴趣。长联一位高管透露，中石油收的那块油砂矿暂时就搁置在那里，尚未大规模开发，“它们能享受很低的资源价格，炼厂、加油站又都在平稳运营当中，没有雄心去进行非常规开发，只要把资源圈在那里就行了。”而龚家龙则认为，自己买的公司将用新式生产方法，“原来每桶油成本50多美元，现在能降到20多美元。”

　　不管龚家龙描述的前景多美妙，其低价购得的项目，后续开发成本庞大，风险高，当是事实。实际上，重获自由后，龚家龙已是两手空空，连启动收购的资金都不具备。关键时刻伸出援手的有前统一润滑油董事长霍振祥，2006年统一将75%股份出售给壳牌后，霍振祥曾套现十多亿人民币；另一位投资者是智慧谷企业家俱乐部主席雷虹。龚家龙任全国工商联石油商会会长时，霍与雷都曾是副会长。

　　接近龚的人士透露，霍振祥、雷虹与龚家龙是香港联达控股的三大股东，三方股份相同，不过，龚是凭借“寻找和操作石油项目的能力”入股，并无实际出资。在联达控股中，三人的职位尚未具体分配。

　　仅依靠霍振祥和雷虹，项目开发投入也是难以为继，联达控股的思路是寻求把这些处于前期阶段的资源类项目包装以后再推上香港资本市场。同时，他们也在寻找其他合作者。龚随身常携带一个布袋，里面装着厚厚几叠制作精美的项目书。据说他正在与欧洲多家基金机构谈判，也吸引了江浙一带投资房地产和煤矿的民营企业。

　　“我们还是在按照过去长联的思路，寻找各方力量，不怕股小，不怕股少。”长联石油办公室主任董虹光说。他们甚至还曾寻求与央企的合作。2009年准备与中化集团共同在加拿大收购一家名为罗克韦尔的石油公司，但中化需要上报国资委，国资委还要找当地领事馆调查，然后回函，报给商务部，商务部进行核准时又去找国资委，国资委同意后再去找发改委，获得发改委批准后再经过外管局审核，拖了8个月，最后项目就拖黄了。

　　龚家龙现在的基本思路是，成立一个资源类大集团，该集团将按照不同类别，设立石油、钾肥、黄金等专业公司，分别在香港上市。

　　往事何堪

　　牢狱之灾降临前，龚家龙就一直鼓吹民营企业要去海外收购上游资产，打破中石化与中石油的垄断。

　　当年他搞出的最大动静，莫过于要在巴基斯坦瓜达尔港建立一座中国石油工业城。他描述，该石油城将是民营企业海外最大的集石油开采、冶炼、加工、储存于一体的基地，他甚至还为石油城设计出一套类似深圳特区的管理模式。石油商会为此组织考察团赴巴基斯坦访问，总统亲自接见。只是龚本人并没有在考察团之中—那时他已经被限制出境。

　　至今他依然认为“反垄断”是自己获罪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国光靠三个国有公司肯定会出问题。我当年就提出这么一个口号：一定不能垄断，应该让民营资本进入这个领域，支持它们联合起来走出去，后来就因为我说这个挤对我，找我的茬。”龚家龙喝了口茶，“你看我当年说的，今天不是很多都验证了吗？今年的‘新三十六条’，不是和我当年的许多判断很一致吗？”

　　可是，真正令龚家龙身陷囹圄的，还不是“反垄断斗士”这个头衔，而是天发集团与当地政府扯不断、理还乱的产权关系。尽管他一直以“民营石油第一人”自居，吊诡之处在于，天发集团到底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这个基本问题，却难以回答。

　　天发集团的产权归属纠纷庞杂冗长。简单而言，龚早期曾主动数次带上“红帽子”，以便于利用政府的信用资源与金融资源，获得行业准入，而地方政府为了处理不良资产，也曾把大批濒临破产的国有企业甩给天发集团。这种混乱关系的最明显注脚，莫过于从2000年10月到2006年12月，湖北省荆州市政府4次以红头文件形式确定天发的民营产权，又4次自行推翻。另一方面，在资产规模迅速扩张的同时，龚家龙在企业管控方面的短板也渐次暴露，自2004年起，天发石油资金链面临断裂，并因连年亏损加入ST行列。内忧外患之下，个人利益与政府利益再难调和，矛盾集中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