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事怎么了？百事为什么？

　　猜想一：冒进的隐患？

　　生——深圳百事可乐灌瓶厂。彼时，老对手可口可乐已进入中国市场三年。

　　在那个计划经济为主导、“摸着石头过河”的年代，任何跨国公司都绕不开那时中国政策的雷区。当时的国务院37号文件规定，严格限制外国牌号的碳酸类饮料，且外资饮料企业必须与中方企业合资生产。此时，能否获得国家轻工总局的一纸生产许可证就成了跨国公司能否“落地”的关键问题。

　　“我们只能像盲人摸象一样一家家去谈，看谁能够拿到生产许可证，我们就跟谁合作，甚至很多合资企业都是当时国家轻工局指定的”。

　　与百事相比，可口可乐选择了更容易操作和控制的“中国政治经济路径”。可口可乐选择了在国际上的主要合作伙伴，与中国政府有深厚关系背景的嘉里、太古，以及原外经贸部所属中国粮油进出口公司三方合作，共同建立了28个瓶装厂，但这几个合作伙伴均不参与公司的具体运作。而后被证明，可口可乐的稳定性，是后来的百事所望尘莫及的。

　　为了尽快赶上老对手的脚步，百事在当时有些慌不择路。百事中国在瓶装厂的合作形式上也五花八门，有合资、合作、还有特许灌装三种合作形式。这些“火速”成立起来的公司中，有百事方控股、中方控股，甚至有些百事没有股份；而在管理模式上，也有中方负责经营管理、百事派员管理、百事单方承包经营等各种方式。

　　1988年，在深圳，30岁出头的四川省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编辑胡奉宪拿着广电部一位领导提供的名片，拨通了百事中国总裁的电话，希望百事能够到四川投资。百事随后做出与胡合作的决定——因为他能够搞定百事可乐在四川当地的生产许可证。

　　很多合作条款甚至是“不平等”的。在四川百事中，百事投入了价值2000万美元的资金和设备，只有27%股份，而且不能直接参与企业运营。“一揽子领导小组”总联络员胡奉宪成为四川百事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兼法人代表。在进入四川省人民广播电台前，胡曾经是一名男高音歌唱演员。

　　1989年，百事与具有政府背景的上海闵行联合发展公司合资，成立上海百事。总经理为政府指派、后成为上海市政协委员的陈秋芳担任。

　　1999年，北京百事成立时，百事与中方合资方北京一轻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各持50%的股份，这种在现在看来明显不符合现代企业治理模式的股权设置，亦被接受。

　　这些复杂的企业机构设置，使得百事在中国最终组建了24家灌装厂。他们一开始就“各为其主”，百事对其认同度也一言难尽。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是，“可口可乐是中央集权运作，百事可乐则是诸侯分权制度。”而一旦出现问题，百事毅然地甩掉这些瓶装厂也就在情理之中。

　　此为原因一。

　　猜想二：管理混乱惹得祸？

　　在利益得到充分保障的情况下，百事与诸多中资股东们看起来相安无事，但一旦利益受损或市场格局突变，地方诸侯们便可能不再遵守百事既定的规矩。很快百事发现自己对于这些打着百事旗号的合资企业们完全管理失控。

　　百事曾经向四川百事派去了两位高层管理者，一位财务总监、一位副总经理，而两位经理呆的时间均不到半年。“胡根本不让他们参与具体的业务，把他们派到了四川省山区，谁能呆得住？”

　　更让百事坐立不安的是四川百事的财务报表。按照规定，百事的灌装厂每周都要向百事中国上报财务情况，而四川百事常常是半年、甚至一年才有一个财务报表，百事的人透露，“他们根本就不按我们的要求，只是很简单地列几项。”

　　1999年，百事一度抓住了胡在财务报表上露出的“马脚”。在胡上报给百事的广告费用中，“两张发票化整为零，同一发票号，一张发票用了两次，一次是合在一起，第二次是分别用，三条不同的街名。”甚至，胡用公司的钱为自己添置了一部奔驰和一部丰田巡洋舰，在两年中出国了9次，其中三次是去探望定居在纽约的妻女，其他几次是去欧洲度假——胡对此断然否认。

　　2010年3月，百事可乐(中国)公司被指控走私普通货物，在广州市中院开庭。据查明，百事可乐一名采购人员发现美国供应商提供的商业发票编码有误，就此“将错就错”。据统计，从2005年4月至2007年9月，百事可乐共计进口可乐果提取物10000余吨，偷逃应缴税款为111万元。而为了掩盖伪报走私的事实，该员工甚至要求美国供应商删除发票上的商品编码。

　　2011年8月，在重庆“打黑”步入“深水区”时，百事中国西区副总裁、重庆百事天府饮料有限公司总经理丛明被拘捕。警方披露，此前在对希尔顿涉黑案中被捕的华宇广告总经理曾智强的审讯中，发现了他和丛明的灰色交易，曾每年从丛明处获得几百万的广告推广费。

　　此外还有百事的“行贿门”。2005年底，浙江商务厅在百事可乐未报送建厂规划的情况下，批准百事可乐在杭州建厂。百事在杭州建厂势必影响上海百事的经营，这引起了上海百事总经理陈秋芳的不满。陈秋芳找到了时任商务部条约法律司副司长郭京毅，2007年七、八月份，陈秋芳约郭在东方广场吃饭，见面后陈秋芳给了郭几条香烟和10万元钱。在郭的帮助下，杭州百事工厂项目一度因为商务部发文认定其“审批不符合国家关于外国牌号碳酸饮料的管理规定，暂停杭州百事可乐生产经营活动”而停工，后郭京毅案发，此桩交易大白于天下。

　　由于百事对瓶装厂的控制力弱，各方也不时矛盾四起，官司不断。他们通常忽略百事在饮料事业上的全盘战略和布局，“甚至在最北边的哈尔滨，也能发现四川百事的产品。”

　　——管理混乱，让百事的品牌形象大为受损，管理成本增加，而当混乱程度超过百事的底线而又无力扭转时，“卖掉”无疑是一了百了的方法，此为原因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