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光不再?

　　“第一个我觉得华清嘉园能够创造出一种家庭感，在一个大的办公Office里面，大家感觉就是打工，弄一个三室一厅或者说在车库里面，大家感觉就跟一家人一样干点事儿。一开始很艰苦，但都是冲着未来做的。”2005年，前百度首席架构师雷鸣，在华清嘉园开始了酷我音乐的创业旅程。雷鸣说，那时候他们还会请阿姨做饭，平时加班还专门有人买零食，当时的氛围非常好，大家都有创业的感觉。

　　“在那儿，加班直接支个床就睡了，有厕所可以洗澡，很方便，因为早期加班真是挺多的。写字楼里就没那么方便，晚上会关空调，周末保安还会来赶你走。”

　　同样在华清嘉园起步，雷鸣的酷我音乐和狗民网有些类似：起步很早，保持较长时间没有做营收，但如今酷我音乐已经成长为有2亿用户，进入稳定增长期。

　　“我当时秉持的观点，第一个是乱世出英雄。因为乱的话，大公司不太愿意趟这个混水，小公司会很短视，趁机捞一笔。这其实反而是一种机会，任何混乱的市场，都会慢慢规范化，慢慢被理顺，各个产业链上的玩家，都会慢慢地清晰起来。”雷鸣选择做音乐，是因为他认为音乐是互联网的一个基础应用。

　　2005年，酷我音乐在华清嘉园诞生，天使投资人和一见一样，都有百度联合创始人徐勇。

　　除此之外，华清嘉园的位置，非常有利于从周围招人，一开始的时候，酷我音乐只有4个人是全职的，其他全部都是来自北大、清华、中科院兼职的学生。这些学生白天不怎么来，都是到晚上大概5点半、6点钟过来，一块儿干到晚上十一二点回去。雷鸣告诉记者，他以前在百度的时候，也是这么干的，百度最早一批人也基本上都是兼职。

　　这些兼职的学生，除了节约成本外，因为比较单纯，还更容易接受公司的文化;因为都是很优秀的学生，做事情很认真，干活也很拼命。“如果说有些人能真正成长起来、培养起来，他将来对公司是很有感情的，他的成长潜力也是非常大的。”酷我第一批留了十几个这样的学生。半年之后，公司急速扩张，达到了20多人，住不下了，于是搬到了附近的财智大厦。

　　接近的地理位置促进了密切的交流，2006年左右，是Web2.0的创业高峰，中关村一带有很多小型聚会。雷鸣、吴世春、徐易容等人还成立了“百度逐鹿同学会”，定期聚会。

　　“没有谁组织，吆喝一声，大家都出来了。”吴世春说。一般是去咖啡馆去吃顿饭，那时候他们经常去逐鹿茶楼，那里有自助餐，很适合聊天。

　　吴世春就是在这种聚会上认识了当时年仅22岁的徐乐，后者当时创办了试用网，正打算从清华大学退学。试用网也是在华清嘉园创办的，2007年的时候徐乐还找过吴世春。徐乐后来做了一个支付公司，之后又做游戏，如今是矩阵游戏的创始人。

　　但如今，华清嘉园的好时光已经不在了。

　　“现在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国家规定民宅不能作为公司注册地了。以前华清嘉园的那两个楼是可以当做注册地址的，现在不行了。”吴世春说，现在为了注册个地址，很多公司要绕一个大弯。

　　创业的成本也高了，陈超仁说，最早期的时候，注册一个公司5万到10万块钱就可以了，还能招到很好的人。现在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没有2万元左右的薪资，根本招不到特别好的人。

　　另外，监管成本拉高了企业的创业成本。陈超仁说，政府所设的很多这个证那个证，增加了创业的成本，以前创业者兜里有三四十万元就可以创业，现在没有三四百万元根本不可能。

　　唐阳也有类似感受，近年来他明显觉得找他看项目的清华同学少了，“有点缺货的感觉”。

　　“现在毕业生选择创业的越来越少了，很多同学毕业，第一个想的是我去哪里能够有北京户口，能够月薪2万元，能够解决幼儿园上学的问题，脑子里就没有那种革命的意愿了，成了一个社会规定的附庸。”

　　但唐阳仍然喜欢这里的氛围。他说，这个地方靠着高等学府，人才浓度和质量都比较高，而且还比较宜居。

　　“这边比较适合一开始有一个主意，纠集几个敢死队员开练。要是搞出点儿名堂来了，要社会招聘，要企业管理，乱七八糟的事，就不适合了。其实华清嘉园很适合那种拿了天使到A轮之间的创业企业。一般拿到A轮以后，这里就坐不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