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度，阎焱的身份是个学者。

　　普林斯顿毕业后，阎焱来到了世界银行的政策、计划、研究部从事中国企业和福利制度改革等重大项目的研究工作。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双重学术背景，对中国社会的长期思考和熟悉使他工作起来得心应手。

　　此期间，他做了两个研究，一个关于全球的人口生育模型的，他把统计学上的高斯模型，用于人口统计；另外一个则是关于中国的保障性制度改革。

　　关于保障性制度改革的背景是：8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企业办社会，就是一个企业既有电影院，也有托儿所，还有医院，到最后就变成了一个近亲的社会，谁跟谁都是亲戚，企业最后很难管理。

　　这个研究到最后，得出的一个结论是：企业一定不能办社会，要把这些福利性的功能，推向社会。后来中国国企的改制也印证了这一点，但最初，这个结论是由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最早提出了建议，阎焱是这个研究的工作人员之一。

　　在世界银行呆了两年，阎焱就跳槽了。

　　他去了美国智库的哈德森研究所，他是第一个去该研究所的大陆华人。尽管收入比世界银行的收入低了一半，还要交税，但阎焱还是义无反顾，因为当时美国副总统戈尔，美国副国务卿，都是阎焱的同事。

　　“在那里，你所积聚的是这个社会最顶端的东西，因此你将来要干什么别的事，从那儿作为起点就很容易；这个是我当年在潜山县插队的时候，学到的一个教训，就是：你在农村最底层的时候，你再有本事，想做成一件事，难的不得了；但是如果你自上而下，就易如反掌。”阎焱阐述。

　　人脉是最厉害的乘法。这是阎焱在潜山县插队的时候，就想明白的一个道理。当然那时候的阎焱也不知道未来会如何，只是身边高盛财长那样比比皆是的美国故事，只是让他明白，有准备的人生就是好的。

　　1992年，在哈德森研究所潜心做了一年研究的阎焱，他的新书出版了，书名叫《胜利后的尝试》，写的是冷战之后的东亚战略军事。有一天，他躺在床上，问了自己一个问题，“在这世界，干什么最好？想来想去，世上最好的事情就是花钱，而且不是花小钱，而是花大钱，最好花别人的钱，因为花自己的钱会心疼。”

　　从那时起，基金经理这个职业在阎焱心目中扎下了根，因为“当基金经理第一是花钱，第二是花大钱，第三是花别人的钱。”阎焱大笑道。

　　在美国生活的这段时光，为阎焱日后成为一个投资人奠定了几乎所有的基础。

　　上帝之手

　　两年之后，1994年下半年阎焱便到了AIG旗下的AIF基金（Asia Infrastructure Fund）亚洲基础设施投资基金公司，担任该基金北亚和大中国区董事总经理，成为在海外进入风险投资行业最早的中国人之一。

　　2000年，中海油第一次纽约上市失败，一时间出现了很多传言，再加上市场条件不好，很多业内人士都认为中海油一定有什么问题，对其前景表示悲观。在这种背景下，阎焱和中海油的管理层有了第一次的接触。

　　阎焱跟卫留成（时任中海油董事长兼CEO）、傅成玉（时任中海油执行总裁）在高尔夫球场见了面，一场球打下来，重要的条款几乎全定下来了。其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是：二人成长经历非常相似，傅在油田打过工，而阎焱插过队，傅和阎都在美国读过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