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已在央视小有名气的李静突然向领导提出了辞职。

　　“当时在央视很不开心，一个原因就是我是那种不听话的主儿，对节目总有自己的想法，领导就找我谈话，但我是铁了心要辞职的。因为我知道在这个环境里，我创造不出什么来，当时我对工作的取舍原则就是好不好玩，快不快乐，有劲没劲。那时候我觉得特没劲。”

　　本来李静想像许戈辉、陈鲁豫那样去凤凰卫视的，但由于没什么熟人，也就未能去成。怎么办?

　　好在还有一批“臭味相投”的老同学，这些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文艺青年，整天谈论的话题是自由、艺术，和这帮“死党”在一起，李静觉得自己的状态完全不一样。

　　我就跟我的同学聚了一下，我说咱们成立一个工作室，咱们拍戏，自己写剧本。然后他们说这里面最有姿色的就是李静，李静你负责去拉钱。我说对，这事太好了。然后我们就开始写，写完以后就去拉钱。根本一分钱也没拉来。不是水平不行，那拨人里面有后来《疯狂的石头》的编剧，也有《金粉世家》的美术，但当时还是一帮电影学院的小毛孩。虽然没人理我们，但我们都很狂的，不理他们那套。

　　但是后来钱还是没拉到，大家都散了。那时候我才发现，自己总得干点什么呀。

　　在不痛不痒之中，李静已经由一个央视主持人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北漂”，但她依然花钱如流水，跟哥们在外面吃饭、喝咖啡，基本上是她一个人买单。原因很简单，一是做主持人这几年攒了一些外快，二是家里经济条件好，没什么压力。

　　最经典的一个段子是，在最初从央视出来自己做事的那段时间里，之前几乎就没坐过北京公交车的李静，每天出行仍然习惯性地打车，该吃就吃，该消费就消费，有一天突然发现“现金流”马上要枯竭了，就在马路边花2块钱买了张奖券，希望碰碰运气，没想到居然中了一辆山地自行车。

　　李静心想，这样上下班不就可以省下打车钱了吗?于是转天就骑自行车上班，但骑到一半就累得不行了，下来又花6块钱买了一根梦龙雪糕，美其名曰“休息一下”。

　　后来我同学就骂我，他说你算过账没有，面的才10块钱，6块钱一根冰糕，还骑得那么累，你还不如打一个面的呢!

　　所以后来我说我要做公司，我们全家都笑得不行了，我妈说你这个孩子从小就糊涂，从小账就算不清楚，上学时老给家里发电报说:钱已经花完，速寄。所以我说做公司，我妈就觉得很可笑，果然就应验了。现在很多人跟我说，说静姐我想跟你一样，我说别，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特例，如果按照我的方法一定会头破血流。

　　2000年，李静和她的妹妹李媛，还有一个同学，三个人组成了最初的团队，再加上不久后进来的歌手戴军，几个人就这样聚到了一块，第一个节目就是《超级访问》。

　　但是直到2002年，李静脑子里还根本没有创业、开公司的概念：“一开始我拒绝，虽然我在做一些公司该做的事。为什么拒绝?因为我觉得一说创业就特别有铜臭味，我特别怕听‘李总’这个词，我觉得那样特俗气。我觉得我还挺文艺青年的。”

　　更要命的在于，一般节目公司是先有广告队伍，再有发行队伍，最后才有制作团队;而李静的东方风行传媒文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风行)则是，一上来就是制作队伍，广告和发行队伍根本不存在。

　　后来给了李静第一笔风险投资的红杉中国的创始合伙人沈南鹏坦言，最担心的就是这行业的人够聪明，但是有时“不靠谱”，很容易摆不正位置，“该做老板的时候艺人心态”。

　　“我开始意识到这是一个公司了”

　　当你按套路出牌的时候，你永远没有价值最大化的时候。而且那个价值是可以被评估的，你做的破例的东西的价值却是永远不可评估的。但前提是你有核心竞争力，就是你的节目够牛。这让我意识到，我的立命之本：第一，要做出最牛的节目，就是要有谈判的条件。就像唱片公司，你要有大牌;第二，一定要打破规则，才会让他没办法去衡量你的价值。

　　对于一直以“文艺青年”自居的李静来说，从2000年到2002年是她为这个身份“买单”的两年。“现在回忆起来，那两年的日子太不好过了。最惨的时候是什么状况?每天都是最惨，没有最惨。”李静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