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柳传志以及张瑞敏、任正非超越了什么，那就是超越了时代的局限。在中断商业传统、标准晦暗未明的中国，他们依靠内心的力量，自己勾勒出了一座“珠峰”，并依靠强大的自控，做对一千件小事，最终成就一个宏大目标的。

        归根到底，这超越了常规的商业谋略，回到了那个最基础的话题：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第一批教父级人物，是如何依靠伟大的人性成就宏业的? 对于企业家精神的基本读解 假设：如果40岁、计算所出身的柳传志没有做电脑，他能成功吗?

        柳传志：假设1984年创业以后，我没有做电脑，做别的，应该一样能成功。因为我是计算所出身，我们公司里对电脑本身有造诣、有想法的人相对来说就比较多，但也有一个薄弱环节，就是到底公司应该怎么管，应该怎么做。当时外面也没有这样的书，中国也没有其他的样板，你必须自己走这条道路。所以我更多的精力是研究企业的基础管理问题，也就是“地基”部分。“屋顶”(指具体业务)这一块，因为我直接做电脑业务，也必须扎进去，但同时我很好地培养和使用了人才，所以对电脑领域的认识深度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尤其是2000年以后，我自己更刻意地往管理方面发展。

        我做企业的20多年，体会最深的还是关于人本身：什么样的人到底能起多大的作用? 有些人确实能在某一个领域成为通才，就是因为他对管理的基础掌握的非常厚实，而掌握管理基础不光是一个能力的问题，还有德的问题。像说“建班子”，如果第一把手不是具有特别的德行，他很难把班子建好，他要把企业利益放在第一位，还要有心胸，有肚量，有一套控制企业的人格魅力等等。

        成为领导者的首要要求：胸有大志

        柳传志：我为什么讲要胸有大志?因为这个社会真的是五彩缤纷，看你追求什么。你要是只想过一个比较舒适的生活，人的聪明、勤奋也够，挺好，社会需要这样的人，这个容易实现，这就是“小草”。你要是想做棵“大树”，就困难的多。除了必须有大环境以外，你有很高的志向就够了吗?不够，能力不够，就是不行。能力够了就行吗?可能还不行，还必须百折不挠。受到挫折、吃很多亏，能坚持下来就够了吗?也许还不行，还需要运气。就好比画家，有些很好的画家死了以后画才出名，只是运气不好。

        《三国演义》里有一段说袁绍。他兵败官渡后，回到河北，他的谋士给他出主意，如何恢复实力。袁绍说，我的第三个儿子袁尚病成那样，我根本没心思管这些事了。谋士就很生气，仰天长叹。有的时候我想，袁绍不也是个人吗?他的爱子病了，他不能够专心工作，这不是人之常情吗，为什么他这样就不被允许呢?后来我想明白了这个道理：因为他兵败，不止是他完了，他手下几十万兵就全得被人杀了。你不能光想自己的事，这就是做领导的人必须承担的。

        柳传志常用的比喻之一是“登珠峰”，但最为奇特的一点是，他能在一个中国商业文化断代的时期，自己内心里勾勒出一座珠峰。在百废待兴的1980年代的中国，很难评判什么是一个好创业者必须做的，什么是可以不做的，但柳做到了明辨和严格自律。

        柳传志：我开始办公司的时候，没有今天这么高的目标，只是觉得这是个人生存价值的一个体现。但我心里头还是有愿景，因此在1980年代、1990年代的时候，我就把话说在明处：“把联想做好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其它的要让路。”比如说刚开始办企业的时候，自然会有同学、亲戚来找我求职，我有这句话放到这儿，哪怕得罪人，我也绝不影响公司的利益。慢慢的这些事就都没有了。

        我多年前就总结过自己为公司做出的几个方面的牺牲。第一个是跟朋友的关系。过去在研究所里，有不少同事跟我挺好，互相能够谈谈心里话。等到我办公司以后，有很多事情，关系公司利益的，我不能跟人家谈，来往自然就少了。还有一些好朋友在公司里面，因为跟我道不同，离开了，这让我也觉得很有损失。第二个遗憾是，我以前兴趣很杂，踢足球、打乒乓球、跑中长跑，还喜欢看各种各样的闲书杂志，今天这些东西可能都没了。

        1980年代的时候，我一回家去，弟弟妹妹就开玩笑说：“除了联想这点铜臭的事，别的事都引不起你兴趣。”那时公司成天要死要活的，你根本顾不上不关心社会上的事情，今天大家说起1980年代发生的很多事，我都不知道发生过。还有一个损失就是身体，因为压力大，又不知道调节，致使美尼尔症长期发作，很难受，那个时候不知利害，也顾不上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