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提振士气，中兴股东大会在2007年7月通过了第一期股权激励计划，该期激励计划已在2009年7月解禁。该轮激励计划主要包括22名高管在内的3265名员工——他们共获得1526.93万股流通A股股票，解禁时可获得2.7亿元税前收益。该期被“激励”的对象包括现任董事、离任人员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中层干部和技术、销售及管理核心骨干员工。尽管它比华为的“员工持股计划”晚了几年，却也算亡羊补牢之举。

　　但这并不能根本解决中兴大多数员工利益分配的失衡问题。事实上，中兴内部的利益分配远非一次激励计划那么简单。与普通员工和部分中层骨干分享到的那些股权收益不同，在10多年的历史演进中，中兴的创业元老与核心管理层已然形成了一个内在且隐秘的利益分配体系。

　　从中兴的财报上看，上市公司中兴通讯的最大单一股东是占其35.2%股权的中兴新通信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兴新）。事实上，在1997年中兴通讯上市前，中兴新就是中兴的全部。

　　而中兴新的历史渊源更为复杂：1985年侯为贵带着西安航天部的第一批“元老”到深圳创建中兴半导体有限公司，主要股东包括侯为贵等中兴创业元老、深圳当地的投资者和一个香港股东。香港股东撤资后，侯为贵重新注册了一家“民营企业”深圳中兴维先通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先通）。其中侯为贵占维先通18%的股份，其余38名自然人股东占有维先通82%的股份——他们均为现在中兴通讯的元老级人物。

　　1993年中兴“国有民营”改制，成立中兴新通信设备有限公司，由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西安微电子技术研究所和深圳广宇工业集团公司联和控股（51%），“民营高科技企业”深圳市中兴维先通设备有限公司参股（49%）并负责经营。

　　“其实维先通就是中兴最高领导的秘密基地。”一位知情员工对《环球企业家》透露。事实上，中兴通讯的大量“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逐级地流向了中兴新和它的实际控制者维先通，而维先通的控制者又是侯为贵、殷一民和史立荣等中兴元老。2009年中兴的利润总额为33.25亿元人民币，而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即达到24.58亿元。

　　更隐秘的利益分配图谱，隐藏在中兴历年披露的财务报告之外。

　　2001年，深圳市聚贤投资有限公司成立，创建者是一群“中兴骨干创业员工”。其中“深圳市聚贤投资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持股49.5％，其余为个人持股。“当时政策还不允许在上市公司的平台上搞股权激励”，知情者对本刊称，“恋旧”情结强烈的侯为贵为了确保核心管理层以下2至3级骨干管理者的稳定，照顾其权益，专门成立了这家公司。“这等于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搞股权激励。”该人士说。

　　四年后，深圳中兴发展有限公司成立，聚贤投资和维先通分别占50%和40%的股权。它开辟了另一条利益输送链：中兴通讯的利润流向中兴新和维先通，中兴新的部分利润再流向中兴发展，再由中兴发展向聚贤投资和维先通输送利益——最终的获益者仍然是中兴创业元老和早期的2至3级核心员工。

　　聚贤投资的身影还浮现在诸如中兴软件、中兴康讯、中兴微电子、中兴新宇、中兴新地和中兴国际投资等一系列依附于中兴的采购和外包的关联公司背后。中兴通讯相当一部分运营成本被花费到上述关联公司，而聚贤投资仍可从中获益。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聚贤投资参股的中兴发展经营房地产项目，向北京、上海和深圳三地的中兴资深员工销售价格相对便宜的商品房，其利润仍为更核心与骨干的“元老”享有。

　　而大多数近5年才加入中兴的员工，已然被排除在既定的利益格局之外。后期的骨干员工也只能通过当前“股权激励”获得为数不多的额外收益。“你为什么觉得中兴员工的狼性不如华为？高层的利益格局已经定了，普通的员工动力不足，这应该是很大的原因。”一名离职的中兴员工对《环球企业家》说。（本刊记者徐冠群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