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城:悬崖边的贵族

2011-11-14 14:13:51    《中国企业家》   我要评论0   我要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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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城到底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它为何屡次身陷险境?从2010年就开始向轻资产转型的它,能熬过这一段寒冬吗?如果调控最后“杀”死的是这样的公司,这是绿城的悲哀还是调控的悲哀?

  2009年7月,房地产在四万亿的刺激下全线飘红时,宋卫平已经在考虑绿城转型的问题。他向执行董事曹舟南私下提出代建模式。通俗理解代建模式,即委托方出钱或地,绿城出人出品牌,向委托方收取相应的管理费用。这种模式的好处显而易见,品牌输出和管理输出,是绿城的核心竞争力。

  此后,宋卫平开始在集团内部铁腕进行专业系统的垂直化改革,一度推行艰难。2010年5月,曹舟南受命筹备代建业务,绿城内部的业务流程与管理架构已经准备妥当。代建是一种不受财务制约的发展模式,是行业大势所趋,包括万科、中海、保利等大型房企,近年来也都探索代建模式。但如此成立独立公司运行的大动作,仅绿城一家。

  “很多人认为,绿城代建是被这次宏观调控‘逼’出来的,其实不对。”曹舟南说。但调控确实加快了绿城代建业务的推出。

  2010年9月,绿城房产建设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以下简称绿城建设)。值得注意的是,它的全称中没有出现“地”字。这是宋卫平对绿城建设本质的理解:将地与房分开,专注做房产品开发。这也意味着,绿城建设将放弃过去房地产企业最大的一块诱惑:土地溢价。通过这种模式,绿城的业务重心完全回归到了专业开发和服务上。

  在很多业内人士看来,这种模式非常具有竞争力。“绿城的这种模式,甚至有可能对万科造成很大的冲击。”在多家大型地产公司任职、上海资深的地产人士杨子江说,绿城之前的产品主要局限在高端,而代建的产品线会比较长,“绿城是那种把姿态稍微放低一点,就能迸发出巨大能量的公司。”他举例说,有一年他去绿城的项目考察,临走时一个销售人员问他对项目有什么样的建议。“很少有公司的销售人员会问这样的问题。这说明什么?说明绿城从高层到基层,对产品都有很强的意识。我没见过比绿城在产品上更有能力的公司。”

  在宋卫平看来,要把绿城建设的代建能力锤炼出来,还需要好几年时间。他比较自豪的是,在很短时间内,绿城建设已成为“最大的保障性住房、安置房、拆迁房”建设公司。这一块主要是为政府做代建,“现在签下来的项目已经1000万平方米。”就在10月18日,绿城拿下了温州两个县城的农民房代建项目。

  此前的2005年,杭州市江干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彭埠云河家园,是绿城参与的第一个政府代建项目。在现场你可以看到,这个安置房项目不比周边的商品房项目差,依旧是非常典型的绿城风格。“绿城的安置房项目完全是按照商品房的标准做的。”参与过绿城多个安置房项目的一位经理说,一般商品房项目所有的工程管理人员不过六七个人,而绿城的工程管理人员最少十几个,多则30人。

  这正是绿城拿到如此多政府订单的主要原因所在。与这一轮调控并行的,是政府每年1000万套保障房的巨大工程—这几乎相当于2010年全国商品房销售总量,这个巨大市场的诱惑,任何房企都难以回避。但又因利润微薄,许多房企望而却步。这给了绿城机会。目前,绿城在建的保障性住房面积为142万平方米,与2010年万科的153万平方米相比略低。在收费上分为两个部分,3%的人工费用和2%的利润。“保障房基本上不赚钱,它也不是我们的盈利点。”寿柏年说,虽然不赚钱,但能给绿城带来更多的社会资源。

  除了政府代建,绿城还有商业代建和资本代建两种模式。后两种模式的收益稍高一点,绿城收取7%左右的项目管理费。对于绿城越来越紧张的资金链来说,代建的管理费作用有限。不过,寿柏年表示,“代建项目能贡献多少是多少。”

  除代建外,养老地产是绿城着力转型的另一个方向。绿城对养老地产的探索始于2006年。2009年,在杭州的蓝庭项目中,绿城尝试性地盖了一座老年公寓,里面的健康、娱乐设施一流,但是并不成功,卖掉10套后就暂停销售了。

  2010年,宋卫平给负责绿城“园区服务体系”的副总经理冯雨峰布置了一个课题:老年大学的课程体系是什么,怎样办老年教育?

  “老年的生活服务,社会上有人做,但是系统的老年教育没有人做。”冯雨峰说,对这个课题研究的结果,就是要办“颐乐学院”,做“学院式”养老。目前,绿城的10个小区已经有了颐乐学院,有600多个老年学员。这只是绿城养老事业的一部分。目前,绿城已与合作伙伴在乌镇筹建一座颐乐学院。在这个学院里,老人所需要的所有服务,包括居住、医疗、陪护、娱乐、学习等等,都由绿城提供。

  宋卫平给自己规划了一个5到10年的养老事业,他很希望把乌镇的项目打造成绿城养老地产项目的一个标本。“现在我们照顾的老人是600人,我希望后面不断加零,6千、6万、60万。”他说,“我跟员工说过,如果能做到,这大于或等于我们绿城创业17年的取得的成绩。”

  谈成绩或许过早,在十分低迷的市场环境中,绿城的转型能否成功,先要取决于它能否活下来。

  不过,外界及民众对此没给出太多信心。“上次调控没有死,这次还不死?”类似评论在网络上比比皆是。

  但房地产业内人士对绿城的评价,则普遍很高。

  “绿城是一家好公司,它在认真地、负责任地做产品。”中国指数研究院院长陈晟说,“凡是尊重行业、尊重产品的人,都不希望绿城倒下。”本刊记者采访的大多数业内人士都认为,“这次绿城会伤筋动骨,但不会倒。”

  在很多人看来,绿城当前的困境,与宋卫平的个性有很大的关系。

  杭州一位资深的地产人士说,宋卫平偏执的性格使得绿城的产品一骑绝尘,但也给绿城带向了另外一面,“他的控制欲太强。绿城的副总都已经很习惯‘宋总说、宋总说’,公司只有一个声音,这还不危险吗?”

  宋卫平是个很慷慨的老板。“绿城的福利、待遇是行业里面偏高的。很多高管如果做得好,甚至可以参与项目分成。”赵杭生说。在2008年绿城最困难的时候,因为猪肉价格上涨,他还给所有员工家属600元的生活补贴。但是他对工作的苛刻和严格,也是闻名的。“他批评人是不留情面的,有时候当着很多人的面,他把高管批得狗血喷头。”有员工说。当然,他的强势可能也会让一些高管不爽。

  “宋卫平把产品当成了作品。”王旭飞认为,“房子毕竟是庶民经济,不是高科技,不应该无限追求高精尖。”他认为宋卫平是从城市遗产的角度来做房子,过度追求“有形空间的传承”,而忽视了与人的互动。绿城主要以大户型、中高端房产为主,它的产品只能局限比较少的一部分人使用,“它做到了90分,只要降低10分,就有大量的人使用。”王旭飞说,绿城做代建是在弥补公司价值的缺陷,但这还不够,“绿城应该在自己的产品线上拉出一条非常清晰的结构。”

  自上市以来,过高的负债率和偏低的利润率,使得绿城中国在资本市场上的表现一直不好。“你不给股东回报,人家为什么愿意支持你?”一位业界人士说,“宋卫平应当去帮股东赚取更多的利润,而不是只图自己来个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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