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政治斗争极度狂热的年代。年轻的凌兰芳不可避免地被卷入时代的洪流，他怀着高昂的政治热情投入到艰苦的送茧工作中，用他那瘦弱的身躯扛起比他人还高一头的茧包，日复一日地往返于仓库与车间。后来他算了一下，每天要走30公里，5年前后送茧走的路可绕地球一圈。

　　周围的工人们文化水平不高，由于工作卖力，又写得一手好文章，凌兰芳很快得到了领导们的提拔，21岁就当上了工厂的党委副书记。少年得志的他名噪湖杭一带，甚至被很多人认为会当选中央委员。“那时候真感觉是人生的一个巅峰。”

　　可是，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中国的政治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前被捧起来的典型，转眼间成了被纠正的对象。一场“拨乱反正”的政治改革，将一时风光无限的凌兰芳投入大狱。

　　就像一块烧红的烙铁一下子淬火，这种一瞬间的巨大落差，足以让人崩溃。监狱里，一些跟凌兰芳遭遇类似的人，在抑郁与绝望中选择了自杀。凌兰芳也动过这样的念头：“政治生命终结了，肉体生命还能做什么？”每逢蹦出这样的念头，他又反复敲打自己：“我还年轻啊，来日方长。”

　　这期间，凌兰芳在车间接受艰苦的监督劳动，一个月粮票31斤，但他要吃40斤才能吃饱。就在饥饿与困苦侵蚀他时，他却得到了浙丝二厂一些老工人们的暗中帮助。

　　一些老工人趁着与凌兰芳错身而过之机，一边为避人耳目假装不认识他，一边却轻轻地说一声：饭在蒸汽管上。下来后，按照老工人们的提示，他暗自到指定地点一看，果然有备好的饭菜。

　　当初凌兰芳风头正健时，这些老工人并没有向他套近乎；如今他已是一个失去自由的戴罪之人，而这些老工人却从自己家里省下一口饭菜，冒着极大的风险来帮助他。这不仅仅让凌兰芳感激涕零，更深刻地影响了他的价值观。

　　很多年后，他向记者回忆起这段往事说：“老工人们可能并不知道什么革命路线，什么反动路线，他们这种出自人性的关怀，使我发现之前鼓吹阶级斗争是完全错误的。”后来已身为集团董事长的他，把这种尊重人性的价值观，传承在了善待每一个员工上。

　　入狱一年多后，十一届三中全会得召开，使外部环境正渐渐变得宽松起来。即使身处狱中，凌兰芳也能感受到改革春风。他开始相信今后的中国社会，必将越来越尊重人才，自己一定有出头之日。

　　于是，他开始研习数学，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数学里蕴含着一种颠簸不破的真理。“从那时起，我越来越坚信宇宙中有一种绝对真理，值得我们穷尽一生去追寻，而一切困苦都只是考验。”

　　NO.02 蚕茧大战

　　26岁那年，由于三中全会的政策落实，凌兰芳得以出狱，并被分配回了原来的工厂。工作岗位跟他9年前刚进厂时一样——送茧工。折腾了9年，人生又回到原点。

　　在别人异样的眼神中，凌兰芳重新扛起了偌大的茧包，干起了粗活累活。他在心里暗暗告诉自己：要用劳动的汗水，洗刷过去的愚昧。他一方面在工厂辛勤工作，工作量几乎是工友们的两倍；一方面又利用业余时间，给一些即将参加高考的学生补习数学，后来甚至还有补习班请他上课，每节课6毛钱。

　　就这样，周围人看待凌兰芳的目光渐渐改变了。随着后来的政策环境越来越宽松，在新的产业形势下，工厂领导开始重新启用这个命运曲折的年轻人。

　　1980年代末，正值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期，当时丝绸外贸出口量出现暴涨，大幅拉动了生丝的出口价格。由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蚕茧价格变化不大，缫丝厂收来蚕茧制成生丝每吨能赚七八万元之多，而放到现在赚七八千元都很难。当时赚得钵满盆满的缫丝厂，都给工人们发金戒指。

　　在巨大的利益驱使下，缫丝厂开始在计划外疯狂地收购蚕茧。当时，国家规定鲜茧价每市担210～220元，而在计划外，茧价被抬到每市担300元以上，茧贩子甚至跑到蚕农家里抢购。这很快演变为跨地区、跨省市的抢购大战，各地政府为了防止这块利益被瓜分，纷纷采取“设卡堵截、打击茧贩”等行政手段干预。

　　这段被人们称为“蚕茧大战”的历史，很快将凌兰芳卷了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