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映象》是一部标志性的作品。创作过程中，当音乐人三宝听演员们唱起海菜腔，当即就决定免费为《映象》作曲，并介绍来后来投资了60万元的派格影视公司的老总孙建军。加上云南省委宣传部的拨款，《映象》终于在2003年3月8日首演。但演出当天，非典禁令下达，观众少得可怜，演完第一场，团队只能先散伙，杨丽萍当众大哭。因为山寨里通讯不发达，很多人失去了联系。5个月后公演开始，一部分演员才归队，开始了到现在已经9个年头的巡回和定点演出。

　　后来的《藏谜》、《云南的响声》在商业上都顺利得多，从准备阶段就接下了不少投资和演出。但至今支撑杨丽萍公司运作的固定血库，仍然是每天在云南艺术剧院上演的《云南映象》。

　    吸取中央音乐学院作曲家田丰当年在云南做民族文化传习所的教训，杨丽萍明白，只关起门来让老艺人传授技艺，干等别人捐款，是活不下去的。“在国外演出是一定要卖票的，我们学习得太晚。”走向商演，被杨丽萍叙述成最自然不过的事情，“这是规律，是法则。”

　　杨丽萍对商业有一种直觉式的体悟。六岁那年，母亲就让杨丽萍背着四妹喂猪、做饭。父亲因出身问题害怕挨整，扔下家人一走了之，刚满11岁的她与母亲一同挑起了家庭的大梁。为了每月30块钱的工资，杨丽萍二话没说地进了歌舞团，养起了家。未受科班训练的她在专业团里受的委屈和付出的辛苦可想而知。从一岁多就一直跟着她的外甥女彩旗说：“姨妈一直是支撑整个家庭的人。”

　　她是舞蹈团的大家长。自己是生长在西双版纳的白族人，从小又随歌舞团去各个民族的寨子演出，她对云南少数民族文化有强烈的感悟。那些深山里的孩子，就像自己小时候一样在田间地头舞蹈，她太熟悉那种状态。在公司的事务中，她最关心的就是演员的变动和待遇。要养活跟随自己从大山里走出来的演员们，要让舞剧能够继续，不卖票赚钱怎么能行呢？至于《映象》的商业价值，她当初并没有太多考虑，只觉得一定要做出来，它有文化价值。现在，团里演员的收入能达到四千到一万多不等。

　　很多见过杨丽萍的人都难以理解她内心如此强大的逻辑，然而在身边的人看来，艺术创作之外的她不过是个普通人。《孔雀》的服装设计兼舞台美术叶锦添说：“很多人说像杨丽萍这种人都是非常强大的，其实不是。我们是非常弱势的，喜欢在自己的氛围中成长。”如果把她硬生生地移植到另一个环境，她也一定能在其中营造出适合自己生长的小环境。就像杨丽萍在北京也要种果树，她的化妆间里一定会有花和普洱茶，车子的倒车镜上都挂着一小簇干花。

　　跳不得群舞，躲避学院派芭蕾式训练，特立独行，并不是因为她要抗衡，只是因为“我没有办法变成那个样子”。当年，团里不肯选送她的节目，她就自己送录影带求着给评委看。之所以毅然退出中央院团回云南做原生态歌舞，只是因为她看得通透，太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

　　“她从不闭门造车。”王涵认为这是杨丽萍在艺术和商业上成功的关键。她吸纳的东西出乎意料的多。小时候，她和一大帮孩子就曾经跟着大人把文革时被查的老唱片搜来听。即便在异常繁忙的《孔雀》排演期间，她仍然关注着最新的电影、音乐，拉着创作团队一起看《艺术家》、《一次离别》、《战马》、《画皮2》，也常找一些很旧、很小众的电影和纪录片跟大家分享。

　　杨丽萍公司里的专业管理者指的是公司现在的总裁王焱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