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伙人分手缘由

　　——谈规矩不谈感情

　　新东方上市之前的合伙人内部之争，是俞敏洪永远都绕不过去的一个结，俞敏洪、王强、徐小平三人进行了长期而激烈的争辩仍无解决办法，当时来解决这些问题的国际咨询公司在新东方办公了几个月之后，给出的结论是，“这里的人很奇怪，一说话就容易哭，一哭就互相指责。”最后咨询公司不要钱离开了，因为包括俞敏洪在内的几个合伙人，没有现代化企业管理的任何常识。咨询公司的人对俞敏洪说：“我们没法做，你们每个人来跟我说的时候，都是在讲个人感情问题——一起做新东方结果感情上受骗了。”

　　事实上，当时也是新东方最艰苦的时期，2003年，“9·11”事件后，赴美签证大幅度减少，新东方在国内的出国培训业务受到冲击，随后的“非典”停课，学生蜂拥而至，要求退款，俞敏洪最后自己又借了3000万元才把学生的退款都补上。而在《中国合伙人》电影中展示的ETS对新东方提出诉讼，指控新东方偷题，这又让新东方拿出了600多万元赔付款。

　　这些外患，相比较新东方合伙人之间的纷争倒显得不那么难以忍受。新东方成立时，是以“大包干”的形式发展的，俞敏洪负责出国英文培训，徐小平负责出国咨询，王强则负责英语口语，在此之外，还有包括胡敏在内的一些创始人，俞敏洪告诉大家：“我不是雇用你们，你们赚了钱都是自己拿着的。”这种意识给后来新东方在现代化企业改制和新东方上市后都制造了一些麻烦。

　　2000年到2004年四年间，俞敏洪完成了一个从兄弟创业到走向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

　　在创业之初，俞敏洪对将近10个合伙人说道，新东方各自负责自己的一块，赚了钱都自己拿着。到了2000年之后，这样的利益分配制度显然已行不通，合伙人之间开始起争执，“分股份很简单，可是股份该怎么分?大家要放到谈判桌上来讨论这些。”王强说道。

　　最终商定的股权分配中，俞敏洪作为公司创始人，占股45%。王强和徐小平各占股10%。股权分配商定后，新东方还有一个问题横在合伙人之间——几个创始人都有亲戚在新东方工作。以俞敏洪为例，他的老婆、妈妈、老婆的姐姐和姐夫都在新东方工作，其他的合伙人也有亲戚在新东方工作，一段时间内，新东方官僚主义作风浓厚。

　　2002年，徐小平和王强受不了新东方日渐明显的家族企业趋势，要求开除企业内各位合伙人的亲戚。为了给俞敏洪施加压力，王强和徐小平先后递交辞职信，同时当时的合伙人，也是俞敏洪的上铺兄弟包凡一也提出了退股要求。

　　随着电影的上映，新东方几位合伙人当年的爱恨情仇又被重新翻出，此时俞敏洪已经可以用一个比较淡定的态度来对待几位合伙人当时彼此之间的矛盾。“在没有解决方案的时候，知识分子的一大能力就是吵架嘛，徐小平和王强发飙的时候，我就听着，然后我接着干我的活儿”。

　　在徐小平看来，友情一定要锁定在规则和原则的笼子里才会更长久。直到今天，徐小平仍然坚持，他在新东方的使命就是监督、指导和改造俞敏洪，“在公司中，权力要有监督和制约机制。”徐小平说。

　　2004年，新东方开始了自己的上市之路。2005年，当老虎环球基金入股新东方后，合伙人之间的纷争终于停止。

　　事实上，新东方并不缺钱，在当时，选择上市，或许是与合伙人之间意见分歧的一个无奈之举。俞敏洪希望用严厉的美国上市公司管理规则来约束内部管理，以制度说话，避免出现此前的人情和利益纠葛，从而实现自身救赎。“在新东方，骨干们很容易越过规矩谈感情，上市之后，外部规矩比内部规矩更强大、更有力。”俞敏洪说。

　　特别喜欢数钱的感觉

　　“资本市场就是你娶了一个女人，然后你还甩不掉。每年你还要为她增长25%的收入，不是因为你爱她，是因为你被绑住了”。俞敏洪在公开场合多次表示自己后悔上市。“我给自己做了一个笼子，无法往外钻，否则笼子一收紧，我就被吊死了。”俞敏洪说道。

　　就在2006年9月新东方在纽交所上市的时候，俞敏洪还持有新东方31.18%的股份，但经过几轮稀释后，目前俞敏洪只持有新东方17.1%的股份。即便如此，他仍是新东方的大股东，但是他失掉了“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的权利”，俞敏洪更多地把自己看成一名职业经理人。

　　“上市之前，新东方是我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的企业，上市之后，我要随时告诫自己必须服从资本市场的游戏规则，甚至以职业经理人的心态要求自己。”俞敏洪说。

　　每个季度俞敏洪都要向华尔街报告新东方的业绩情况，报告的对象中既包括王强和徐小平这些仍持股的创业期合伙人，也包括一些海外基金，如果新东方的股价在四个季度中一直下滑，那么持有10%股份以上的股东可以联合提名召开股东大会。

　　这对俞敏洪来说是痛苦的折磨，“这就是华尔街的规则，它要求你每年25%的增长，但是教育不是这样的。就好像你不能要求北大每年多招收25%的学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