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劲认为战略之于一家基金会极其重要，并设法带领团队做了一个战略规划大纲和管理制度。冯仑却认为没有必要，并反驳李劲：“没有理念就不做事了吗？正如马云所说，你们这些人可以用，你们这些经理人的精神不能用。”

　　真正的转机始于2009年国庆节。在苏州度假的李劲给冯仑手书一封长达十页的《关于万通基金会发展方略的陈情书》，阐明当时基金会面临的问题及其对基金会发展的建言，“如何有效治理基金会”被李劲作为重点拎了出来。很快，冯仑回复了李劲，提出见面详聊。见面详聊的结果是，冯仑同意了李劲提出的很多建议，并对基金会的专业化发展达成共识。

　　由此，李劲从治理层面入手，开始着手让万通基金会向专业化的方向发展。万通基金会调整了理事会成员，引进各界专业人士，改进项目审核委员会的工作制度，定期召开项目审核委员会会议，组建更权威的监事团队，邀请包括“罗伯特议事规则”专家袁天鹏等人加入，组建起一支独立、专业、有效的工作团队。

　　此后，正如冯仑所言，万通基金会与万通公司是“貌离神合”的关系，除了核心价值观一致外，具体业务层面，二者已无太多联系。

　　万通基金会在全国建设的50余个生态社区中，万通公司开发的小区仅占两个。

　　现在，万通基金会十个理事席位中，万通公司只占三席。今年4月，第一届理事会任期结束，冯仑卸去了“万通基金会副理事长”的职务。五年来，他总计为万通基金会捐赠近1500万元。

　　“我们研究过福特基金会的模式。虽然它带有‘福特’二字，其实跟创始人福特没有关系了，完全是一个独立、专业、公益的基金会。”冯仑说。

　　“未来，我预计他会完全不参与。但是，在大的方向上他会提供意见，保证生态社区、资助型、独立和专业等方向和理念不变。”李劲说，“他相信制度，认为做好事情的前提是搞好制度。”

　　制度理性

　　2011年10月21日，冯仑当选为阿拉善生态协会第四任会长。

　　两年的会长任期内，在冯仑的主推下，阿拉善的治理结构得以进一步完善。

　　冯仑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厘清阿拉善生态协会和阿拉善环保基金会的关系。2008年，阿拉善生态协会出资成立了阿拉善环保基金会，阿拉善生态协会是阿拉善环保基金会的唯一捐款人。这是两个不同的法人机构，但在阿拉善环保基金会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二者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刘小钢用“左口袋进右口袋出，右口袋进左口袋”的比喻形容当时二者的混乱关系。“界限不清，对两个机构的公信力都会造成影响。阿拉善生态协会是一个社团，而阿拉善环保基金会是一个基金会。二者适用的法律法规完全不同。”刘小钢说。

　　袁天鹏对与冯仑的第一次相遇印象深刻，那是2008年阿拉善的一次理事会上，袁天鹏提交了《阿拉善生态协会议事规则》草案，并作现场解读。“冯仑主动递上名片，似乎对规则挺感兴趣。”

　　“他多次提到基金会跟协会是不一样的，应该有不同的发展模式，要走不同的法律程序。”袁天鹏回忆道。

　　在冯仑的一再敦促下，阿拉善生态协会和阿拉善环保基金会最终得以进入各自的轨道独立运行。

　　在冯仑担任会长之前，阿拉善生态协会每个季度召开的理事会上，理事、监事、章程委员、一般的会员，全都可以发言。大家观点各异，争执不休。冯仑上任没多久就发现，这不是一种健康的治理模式。随后，冯仑开始主导改革阿拉善的治理模式，明晰了理事会、监事会及章程委员会各自的职责。召开理事会时，监事和章程委员仅是列席，在决策过程中不发言，除非出现理事会违反章程的情况。“冯仑把三者的边界弄清楚后，理事会的会议效率大大提高。以前决策一件事，开三四个小时会都未必能完成。现在两个小时的会议能够解决多件事情。”刘小钢说。

　　冯仑在阿拉善推动制度理性建设方面并非没有障碍。身为章程委员会主席的任志强，素有“任大炮”之称，他很受不了不让他发言的会议，刚开始，经常听到中途就走。“你请我们来，又不让我们发言，我们在这儿干嘛？”任志强对冯仑抱怨道。冯仑回应说：“现在是开理事会，你不喜欢听可以走人。”

　　“就像一家人过日子，家长在说话，老婆、孩子都得听着。如果丫鬟、司机都在那里吵闹，这日子还能过吗？”冯仑说。

　　“在冯仑的主导下，阿拉善实现了有效率的民主议事。我觉得这挺不容易的。”刘小钢告诉《中国慈善家》。

　　除此之外，冯仑还初步建立了规范的会员发展制度。之前，阿拉善发展新会员时，朋友介绍朋友加入的情况居多，有些人并非真正认同阿拉善的理念，因此入会一两年后就退出的情况时有发生。冯仑想出了一个点子：通过路演的方式推介阿拉善的理念，让潜在会员加深对阿拉善的认同，“企业家参与公益的价值何在”“企业家参与公益背后的逻辑”等都是冯仑经常演讲的主题。仅2013年一年，冯仑为阿拉善外出路演发展会员已达十余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