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转换：企业家到知识分子

　　《21世纪》：从招商局集团卸任后，你的精力将主要投身于哪方面？是博源基金会吗？

　　秦晓：是的。博源基金会主要做两个产品。一是有关宏观经济方面的产品，我们有一些定期专家讨论会，然后出一些内部刊物，比如说每个季度的GDP或各种数据公布以后，我们会解析。还有一些突发事件和重要事件，我们会立即开会研讨，比如欧洲主权债务问题，人民币汇率问题等。

　　其次是做中国中长期问题的研究，比如说人民币国际化，土地问题等；另外就是社会转型的问题，包括理念、思想、理论和实践，以及其他国家转型案例。

　　这些研究产品主要面向圈内的学者和精英，不会大范围传播。当然我们也会定期和监管部门，比如人行、银监会、证监会、统计局去碰头交流，谈我们的观点。

　　《21世纪》：从企业家的身份转向知识分子的身份，你如何区分这两个角色？

　　秦晓：作为一个企业领导人和作为知识分子是不一样的。前者是受权经营企业，重视以更优的要素组合去发展企业，包括存量资产的状况，竞争对手的情况等。在企业家的视野中不存在“国与民”的概念，所有制的概念，也不存在谁进谁退的概念，该卖掉就卖，该买进就买，最大程度的优化企业资源。

　　而一个社会需要三个支柱，第一个是经济，我们应该朝一个好的完备的市场经济发展；第二个是法治，如果没有一个好的法治体系去支持企业经营，这个市场不可能是好的；第三个是精神。

　　这三个支柱的建立，其一是靠企业家，其二是靠政府，其三是靠公共知识分子，当然宗教也能一定程度上起到这个作用。这个社会不管是发展了还是败落，其价值是否得到张扬和体现？若败落了，首先是社会价值被摧毁了；若发展了，是压抑了我们的价值观发展，还是推动了价值观发展？这些都要公共知识分子出来回答。

　　不管作为一个企业领导人，还是作为一名公共知识分子，都需要关心外部环境。因为社会制度的变迁和转型都是大家离不开的，当然，企业家有企业家看问题的角度，敏感的企业家会发现外部世界的变化趋势，并从中捕捉商业机会，但更多的是外部给定条件下，他应该怎么样做。而公共知识分子一个基本的特点，就是超越自己的领域，更关注公共领域的问题，如商业环境、制度改革等。

　　《21世纪》：你在制度经济学领域研究颇深，又长期担当企业家角色，却始终在关注公共领域。这样的成长经历和思想脉络是如何形成的？

　　秦晓：我觉得和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历有关吧。我们从小接受传统的理想主义教育，关乎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的教育比较多，当时在公共领域，你不光要当一个好学生，还要准备好当接班人，要关心国家命运，因为国家命运和每个人是连在一起的。因此培育了对这个对国家、民族的发展前途比较关注的情结。

　　后来经历了“文化大革命”，跌到社会底层，促使我们做了很多理性的反思。启动改革开放后，我们也卷进去成为参与者，虽然层面不一样，但都保持关注，不断思考。

　　下个三十年：经济层面三个变化

　　《21世纪》：在这种家国情怀和理性反思的推动中，当下，你所关注和思考的最重要领域是哪个？

　　秦晓：到现在，我认为中国又面临一个新的三十年，有很多基本条件会发生变化，社会面临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可能在第二个三年里不突出，但是第三个三年比较突出，所以我把担忧、思考讲出来。

　　《21世纪》：有哪些条件会发生变化？社会问题又体现在哪几个层面？

　　秦晓：我认为之前持续三十余年的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已经过去了，但不会突然停下来，依然有很大的增长惯性和空间。在这个转折阶段，会面临很多看得见的变化。

　　从经济层面来看，首先是人口红利发生变化，中国已经过了最高点，进入一个平滑的下行阶段。

　　中国与一些先城镇化后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不一样，我们先工业化后城镇化，没有那些贫民窟。但我们城镇化的速度太快，造成了几个问题。首先，所谓46%城镇化的数据有水分，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所言，约有12%的人没能真正变成城市居民，其户籍没解决，各种公共产品的提供也没完全解决，他们很不稳定，稍微有变化就回去了。

　　其次，受年龄、知识结构等局限，农业部门能进入工业部门就业的剩余人口不多了，但是农业部门依然有过多的人口需要解决。因此，一方面我们还有大概两三亿农民要出来，另一方面这些人遭遇到工业化改革，导致人口转移失衡。

　　人口红利的变化可以引起一系列的变化，首先是改变储蓄、投资为主的资金结构，因为全社会可能面临赚钱的人少、被赡养的人多的局面；其次，支撑国民经济的建筑业会变化，住房问题是一级推一级的，最底层往上推，到中产阶级到富裕阶层，假设城市人口未来几年增长速度慢了，算算人均住房面积达到什么水平了？因此，建筑业高峰已经过了，不可能再上涨那么快。另外，农民的问题解决难度更大，因为提供不了那么多就业给他们。

　　第二大变化就是出口结构性调整比较大，虽然今年恢复比较猛，但是要维持30%以上出口增长率，我认为太难。因为中国生产，欧美消费的模式不能持续，这对于中国和外国都是一种失衡状态。

　　第三大变化是我们的经济领域还没有完成一些重大改革。比如要素价格改革，首先是土地，改革初我们认为资本是稀缺的，土地不是稀缺的，所以用廉价的土地换取资本，未来土地真正的价值反映出来的话，企业价值就会发生变化，国民经济也会发生变化，靠土地来维持的地方财政也要发生变化。另外资本价格此前也是长期维持在低水平竞争，这样不能持久的。此外，能源长期保持高价格，矿产资源税没有到位，通讯资源、航空运输的空中资源也未完全反映市场价值。另外还有劳动力成本，尽管有《劳动合同法》了，但有没有落实？是不是能够保证农民工的利益或者是工人的利益？劳动力正在争取但还没有完全反映其价格。还有公共事业的产品价格，水、电、气也没有到位。此外，经济发展中的安全成本，环保成本等都要考虑。

　　我认为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特别是前十年释放了很多生产力，用的是增长红利和劳动生产力的红利，企业可以不断地进行新投资，不断地回收。如果增长因素放缓了，这些都要发生变化。从人口红利到外部的变化，及社会要素价格的改变，是前三十年没有触及的，现在有的是发生了，有的会慢慢发生，我认为在未来十年都要发生。

　　《21世纪》：要素价格改革已经不仅限于经济领域了，更多需要政治领域的改革才能推动吧。

　　秦晓：我觉得要素价格还不是政治领域的问题，跟政治领域更相关的是政府职能的改变。

　　但是在政治领域，可能有一些利益集团不愿意动，既然我们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市场经济的目标和方向，市场机制的核心就是商品的价格由市场定。现在有人质疑要素价格市场化，只不过是说什么时候市场化，以多大的速度进入市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