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个三十年：公共领域三大挑战

　　《21世纪》：那么在公共领域尤其是社会领域，新的三十年面临哪些问题、需要哪些变化？

　　秦晓：第一个，我们面临着制度化愈演愈烈的贪污腐败的挑战。这是改革必经的阶段，当年美国针对这个有过“进步运动”，其他国家也曾有。这个问题有经济不发达、文明程度不高的原因，但如果贪污、潜规则制度化了，其根本原因是行政权力和资本相结合。

　　权力和资本应该是分开的，政府负责提供公共产品，手里不能有这么多经济资源，我不是指财政，而是指经营品。这关系到政府职能要不要改？我觉得未来三年。人们的容忍度是有限的，不愿意看到贪腐变成“制度”。

　　第二是农民的问题。在未来，农民中一些不容易进入工业领域的人口需要我们解决。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按《宪法》的精神，国家可以去征购公民的土地，把集体所有变成全民所有，但是为了公益性。如果为了商业性，国家征购，地方政府拍卖挣钱，是不符合《宪法》精神的。当然如果规划发生变化，由此产生土地增值的效应，不能全部给土地所有者，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要重新回来研究这一套东西。

　　我觉得最好是把土地收入的差额，尽量转移支付给农民。这样农民的消费能力提高了，社会也更加公平，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如果完全回到和农民谈判买地，从法律上讲，他要举手表决，而农民没有严格的组织性，可能什么都买不下来。所以尽管是为了商业目的，我也能容忍国家征购，但是我反对差价。另外还有一个农村建设问题，即建设乡镇企业和城镇化。这一块涉及到财政问题和政府行为。

　　第三是社会分配不均。我们应该从一个倾向于资本的政策，变成倾向于劳动者的政策，使得劳动力价值能得到更多回报。另外，要把倾向重化工业的政策，调整为倾向服务业的政策。这样居民的收入分配可能更合理，起码在资本和劳动力上，每单位的劳动成本提高了，就业的绝对人数也增多了，居民收入随之增高。

　　当然还有一条，大家能不能有资产性收入。我们有庞大的国有资产，有些政府在经营；同时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上有巨大的缺口，如医疗、教育、社保，很多基础设施也是欠账的。能不能把资产通过资本市场减持，或者划拨给社保资金，这个是可以讨论的。大家如果有资产性收入，也会改善收入分配的差距。

　　上述三个问题都是由政策和政府行为为主导产生的结果。我希望这些问题被尖锐的提出来以后，会引起一些政策变化，政府职能也会做一些调整。

　　《21世纪》：你所谈到经济层面和社会政治层面各三点里面，是否具有关联性？

　　秦晓：经济层面的三个问题，受到地方政府的驱动，地方政府驱动给中央很大的压力。可建立一条幸福指数或者是民生指数作为考核标准，促使政府做增长模式的调整和转换。但所有政策都改变不了中国的生命周期，人口红利就是储蓄多，只能投资，不能消费。

　　关键在于，是去投效益好的资产用来养老，还是投效益差的项目变成一个泡沫？投资目标好不好，要由市场决定。市场怎么决定呢？若政府把市场要素价格都理顺了，就会有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居民知道什么能投，什么不能投；如果要素价格都是扭曲的，他就会盲目地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