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局面，在2000年之后逐渐改变。太原理工大学教授王汉斌分析当时国家背景：“进入本世纪，直接、间接用煤的行业越来越多，火电装机容量成倍地增长，全国对煤炭的需求量大增，原来进口的较为便宜的韩国煤因为国际能源纠纷也进不来了，再加上它的供应量有限，对国内煤矿的需求量大增，煤炭价格也开始快速上涨。”

　　抓住这个机会的煤矿才能生存，无论是国有还是民营，虽然邢利斌“收手不好”，但他手中握着金家庄煤矿一直没放。金家庄煤矿原本是规模极小的乡办煤矿，邢利斌买下之后不断投资进行技术改造，扩大生产规模，2000年之后，金家庄煤矿的产量达到了60万吨。这成了邢利斌资产飞跃的起点。

　　2002年，他以金家庄煤业有限公司的名义，买断柳林县兴无煤矿全部国有资产。只能说他看得准，下手也狠。2003年开始，他投资了六七亿元，对自己直属的兴无、金家庄、王家沟等煤矿施行整体技术改造，对所有的矿井全部进行了改造，其中寨崖底煤矿把三个小煤矿整合在一起，花了3年时间，投资了1.44亿元。金家庄煤矿成为吕梁第一个全机械化、并可以24小时监控生产的煤矿。

　　各矿井摆脱了小煤矿的那种局面。这就意味着，第一，没有安全事故的后顾之忧，他和政府可以保持良性循环的关系；第二，机械化采煤使得生产能力大增，本来只能采60万吨煤的煤矿，可能一下子扩大好几倍，最基本的开采率也扩大了60%以上。这些煤矿自然而然成为优质资源，不仅不会被兼并，还成为日后在香港上市的基础。

　　一般人没有他这种能力和气魄。温州人王有准1983年就到了山西，在煤矿里承包工程。他在山西买过两次煤矿，两次都被整合掉了。2003年，温州资本大量进入山西煤炭行业之时，王有准买下一处小煤矿，“人工挖，能挖多少是多少，根本不上规模，每年能收入几十万元”。这个煤矿因为规模太小很快被关停。2005年，他又在离石与当地村民合资承包了村集体的煤矿，并把这座煤矿的产量提高到年产30万吨。王有准按照村集体和原来几个老股东的股份比例，每年给村里分红。2008年山西启动更大规模的煤炭资源整合，王有准的煤矿被桃园公司兼并。

　　小打小闹，不成气候。不过在王有准看来，根本原因是像他这样的小老板根本无力进行技术改造，扩大生产规模。他算了技改的一笔账：“如果产量从5万吨提高到30万吨，改扩建的成本大概在300万元。”当时和村民合作经营煤矿时，王有准带了200多万元现金到村里。“改扩建的成本包括：移民、绿化、修路、盖工厂大楼，再加上煤矿的审批需要各处打点，一共花了300多万元，每年给村民的分红还不算在内。如果要提高到90万吨、120万吨，就需要上亿元的投入。”

　　这样一来，小煤老板就逐渐被挤出煤炭行业，而邢利斌这样已经积累了大量财富的煤炭老板则始终在进行进一步的技术改造。投入和产出相比，还是划算的。

　　国家政策鼓励大煤矿的生存，王汉斌说：“要提高到300万吨的年产量，企业没有3个亿根本开不了工。”

　　巨头诞生的年代

　　煤矿生死背后，不仅有个人的气魄，还有能否顺应政策潮流的努力。邢利斌在这点上胜过了多数人。“温州商人都是来投机的，买煤矿相当于炒股，不像山西老板实实在在是要挖煤的。”王汉斌说，2003年金融危机之后，来山西投资煤矿的温州商人大量增加。“挖煤就是挖钱，我认识一个温州人，手里囤了17个矿，他们没打算长期做，2007年资源整合之前都转手卖掉了。当时煤炭价格高，涨得也厉害，一个大矿能卖十几亿元；一天的纯利能买一个宝马760，吃顿饭的价钱就要花上20万元。”许多人都说山西煤老板能花钱，实际上，温州人也不弱，不过尽管浙江商人当时蜂拥而来，但是他们拿到的以小煤矿居多。

　　近几年山西省政府不停地整合煤炭资源，煤矿规模跟不上政策要求的煤老板被不断挤出这个行业。资源整合，温州商人现在几乎已经被行业洗牌殆尽。一位专家说：“资源整合，政府要硬起来，你一点办法都没有。温州人感觉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甚至浙江省省长都要求来和山西省政府商谈此事，但山西省对此态度坚决。”

　　王有准2005年投资的煤矿经过3年只赚了100万元，这还是在“没出过事”的情况下，现在他已经彻底放弃了在山西投资煤矿，而把目光投向了内蒙古。桃园公司对他的补偿，“刚够本钱”，“评估一下矿上的资源有多少，以及当时买矿交的资源价款，几百万元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