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外调种子”扩大规模，张士平打赢了第一仗。这一战略后来贯穿在他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步骤。也因此，有人怀疑，“张士平的魏桥，走的是一条朴素而野蛮的大生产路线。”这种争议在后来他的纺织基地扩张过程中，越发尖锐。

　　1985年，全国出现严重的卖棉难，张士平带着厂里的供销科长、棉检科长背着棉花到一家国棉厂推销棉花，这家企业连大门都没让他进。他开始想别的出路。

　　1986年，张士平成立了一个毛巾厂。因为和榨棉油没什么关系，当时还遭到不少人反对。但他没听。1989年，他又利用企业的600万元积累，共筹集1000多万元，建成了1.6万纱锭的纺纱厂。当时，纺纱领域几乎被地方各大国企占领，民营的很少。

　　到了九十年代中期，棉纺业的形势一落千丈。先是棉花紧张，各家都买不到棉花。紧接着，国家下达了“限产压锭”的政策。老牌棉纺企业济南国棉一厂、二厂因此相继倒闭。

　　张世平认真研究起政策来。国家规定了压缩纱锭的范围：一是国有企业，二是设备属于解放前的进口设备，以及上世纪50年代生产的老设备。而魏桥不同。一是当时属于集体企业，二是采用的上世纪80年代的新设备，均不在此范围内。

　　利用这个空子，张士平反而开始收购企业破产出卖的设备和厂房。在棉纺业一片萧条之际，魏桥的规模迅速扩大。

　　王果刚也曾问过张士平，国家政策要求限产，你却收购扩张，不怕出问题吗？张士平回答，“先收，总有用得着的时候。”王果刚判断，张士平对“政策”了解得一定很深，“在中国，政策永远变化很快，一个经济政策持续不了多久。不变的是市场。张士平不信政策，信市场。”

　　也因此，王果刚评价他，“是一个有逆向思维的人。非常聪明。”

　　纺织巨人吞下国企

　　一路收购，到了1998年。此时，张士平手里是一家规模28万锭的棉纺厂。棉纺行业，以纱锭个数来衡量企业规模，一般情况下10万个纱锭就属于规模比较大的。一百公里外的滨州一棉，是当时滨州市规模最大、曾经效益最好的国有企业。

　　在滨州一棉老宿舍区，住着曾经的国企滨州一棉的老员工。正在下棋的老刘曾经是这家国企的车间主任，“魏桥棉纺当时就是一个镇上的供销社的企业，规模小得很，和我们比那是天上地下。但我们这么大个的国企，还是被它给吃了。”

　　老刘说的正是1998年轰动一时的魏棉兼并国企滨州一棉的案例。

　　1998年世界金融危机，国内出口受到很大影响。一棉销量每况愈下，大量囤货，工人歇业，银行欠款一个多亿。

　　老刘记得，张士平刚到一棉时，员工们在大门口打出了“滚吧乡巴佬”的条幅。张士平迅速开会，张口反问，“不让我们来，你们能把企业管成什么样？”

　　张士平的气场很大，说话很干脆。会场鸦雀无声。在老刘看来，魏桥来的人“很严厉，我们觉得很野蛮。缺乏一些人性”。面对员工们一次次的提意见，新来的领导层直接扔出一句话，“想干就干，不想干滚！”

　　今年四十多岁的王某，如今是魏棉纺织的一名女员工。1998年之前，她是滨州一棉的一名国企员工。魏桥来后，她最明显的感触是，新的管理规定非常严格。“早上八点上班，必须提前半小时到厂报到，之前是八点到厂就行了。每天工作定量，干不完加班，没有加班费。我们叫‘义务劳动’，几乎每天都义务一个点。以前一个人看几台机子，现在一个人看十几台甚至几十台。”终于，兼并不足半年的时候，员工们罢工了。工人们站在厂门口，要求谈判。谈判的第一条就是，“严格八小时工作制。加班带工资。”

　　“直到现在，这个条件也没有实现”。王某和她的同事每天工作完后照例要“义务劳动”。不过，员工们的工资在罢工谈判后有所提升。“现在，我们比其他棉纺厂能高出个三百块左右。”